新知文库权力的餐桌:从古希腊宴会到爱丽舍宫(2版)

如果要了解聚餐形式的变化，而不是做一个简单的人类学的分析，就要特别注意到，从古希腊前期直到古罗马初期，即从公元前2世纪到前1世纪，宴会的变化和政治密切相关。
　　在古希腊前期(公元前8世纪左右一直到前6世纪)，在一些比较小的城市里，有过一些初级形态的全城聚餐。在古希腊后期，聚餐有了某些聚合全体“公民”的态势，这里说的“公民”指的是全体男子，大家逢节日一起吃一顿饭，在斯巴达这样的城市里甚至是天天聚餐，日日欢饮。在斯巴达和克里特，召集公民们一起吃喝，*好是在大白天围坐一处，具有特别的意义，体现了城市的团结。除了忙于牺牲祭祀，或者如克里特狩猎那样没有按时结束，耽搁了时间，全体公民一定是在一起用餐。这种用餐制度，或者说这种国家体制，使得公众宴会有了束缚性，因为这种制度要求“homoioi”，即要求“平等的人”在一起吃饭。斯巴达的人管这顿饭叫“西西提亚”(syssitia)或者“菲迪缇”(phidities)，十五个人左右一桌，吃的喝的都比较简单。这种贵族特质的做法表明了公民的属性，怎么样吃饭，就是怎么样的人。奥斯温·穆雷(()swinMurray)直截了当地说，“他们醉酒的规矩多少反映了酒在其政治体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所有的斯巴达公民都要为举办宴会作出贡献，来的时候要带上野味、粮食、水果和奶酪；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中也说过，有的人没有能力在赴宴的时候带上东西，结果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以外，丢掉了公民的资格。在克里特的公众聚餐，即“lesandries”，代表着同样的政治意义，每个来宾都要“贡献”其十分之一的收成，所有的人(包括依附于城市的农民)，只要参加宴会，就要承担宴会消费的部分开支。
　　全体聚餐可能也见于其他地方，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和获得公民资格的日益简便，这种聚餐形式渐渐被改变，全体聚餐的形式渐渐被废弃，而演变成了“代表”聚餐。公众聚餐只有在古希腊前期才可能存在，那个时候城市是一个整体，后来延续了一段时间也是因为城市的寡头政治保持着人数不多的公民群体。但是，斯巴达以外的地方，财富的增加和差异，都削弱了“西西提亚”的作用。政治特权的获得、扩大和萎缩，越来越决定着公众聚餐的人数和来宾座次。从物质手段上讲，大多数古代城邦已经不可能让所有的城市居民一起吃饭了，于是只能邀请一部分代表城市权力的居民，这个“代表团”象征着整个城市，以城市的名义吃饭。宴会于是变成了浓缩公民整体的小规模聚会，全体聚餐的形式到此寿终正寝。聚餐的强迫性并没有完全消失，公元前6世纪末的梭伦法令明显继承了这一精神，这一法令要求公民轮流参加宴会，履行他们议政和参与法律事务的责任。在斯巴达和克里特，节日聚餐好像公民代表大会，不容含糊，大会实际上成了公民的培训，自此，宴会有了新的政治色彩，不再仅仅是城市的代表了。由于宴会不能集合全体公民一起吃饭，城市领导人就把宴会的组办权抓在自己手里，克里特就是这样。在其他一些城市，比如雅典，富人必须为一些仪式自己掏腰包，*常见的是抽签决定哪一个部族掏钱。狄摩西尼提到过在雅典节日聚餐上怎么分配肉食，但是没有说到怎样消费。不管怎么说，吃在一处，象征着公民/战士的义务：人们和自己的部族一起投票，一起打仗，一起吃饭。这种休戚与共的感隋，就这样植根在有规律的隆重的公众聚餐当中。
　　聚餐是公民属性的标识，尤其是在古希腊前期。在这个意义上，餐桌从此成为一种整合的工具。妇女、外国人、奴隶和年幼者都“自然”地被排除在外。但是，在关于宴会的故事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公民”旁边的外国人和未成年人。在斯巴达，未成年人如果要想参加餐后酒会，必须征得参加者的一致同意，他们可以从中观察和学习成年人的表现，听大人们吹嘘战功、讨论国事，这确实也是“西西提亚”的首要意义。在克里特，有个启蒙仪式，未成年人要被“抢走”，和“劫持者”一起过好几个星期；在此期间，未成年人会从自己的情人处得到一些供品，比如一头牛和一个酒杯，他要带着这些吃喝的东西才能参加酒会；喝酒的时候要谈论政治事务，另外要决定城市功臣的授奖问题。我们在酒壶的绘画上看到，在迎候宴会新客人时，人们会告诫他们，谁坏了规矩，谁就要遭殃。公众聚餐为决策群体集结了“新手”。家庭节日同样也是举行宴会的契机，家庭宴会收纳新人，加强团队的团结。在人生的重要时刻，比如生和死，同一群体的人也要在一起吃饭，如同埃及的丧葬仪式一样。
　　餐桌上表现的兄弟情谊，在政治生活中和战场上也加强了团结。在雅典节日“阿帕图里”上，同一氏族的人在三天里一起吃喝，其中一天称为“Banquet”或者“Dorpia”，都是专门用于正式宴会的词汇。特尔斐也有类似的活动：在“Apellai”这一天举行宴会，有用于牺牲祭祀的贡品“apellaia”，宴会上还收纳新成员。不论是在雅典还是在特尔斐，氏族人都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接受新成员，公民们也*愿意通过加入氏族从根本上站稳脚跟，建立自己的形象。
　　这种收纳很少涉及外国人，不过在一些古希腊城市，外国人如果遵从类似比赛的饮酒要求，遵从行为有度的酒会玩乐规矩，不胡闹，也可以参加宴会。在克里特的宴会上，公民席位旁边特设两张桌子，专供招待过路的客人。按照克桑西的习俗，他们可以在洛克里斯人的领土上居住，参加他们的宴会，克桑西人甚至认为要把公众聚餐和获得政治权利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出席牺牲仪式、参加公众聚餐，就成为整合队伍、收纳新人的主要表现形式，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的时候这一情况才有了转变。宴会和公民资格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几乎是欧里庇得斯的《伊翁》∞n)的全部故事内容，青年伊翁就是吃了雅典的很多宴会，才得以成为希腊的公民的。在其中一次宴会上，伊翁的母亲克雷雨兹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怕他登上雅典王位，想要给他下毒；母亲非常明白，参加宴会给了他政治上的合法身份，但是在她眼里，这太危险了……
　　参加宴会，不仅仅意味着有公民资格，也反映出公民群体内部的等级。在某些特定节日宴会的时候，在仪式的允许下，大家喜欢让*有钱的人出头，承担宴会的组织和花费。尽管通过宴会，雅典向周边众多进贡盟国显示了威风和统治地位，但是，老是这么吃喝，雅典承担不起。一旦公众财政艰难，操办不起宴会，就采用“吃大户”的做法。在古希腊后期，“吃大户”变得普遍，怎么办宴会，时兴什么规矩，都是清清楚楚的：城里的每个部族派十名代表，这些代表们筹钱，操办狄俄尼索斯酒神节和雅典娜女神节期间众人的大吃大喝。雅典城里的人可以不受仪式规矩的约束，自发地来参加宴会，但是政府不喜欢这样的“自发”行为，因为这样一来，参加宴会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这种不请自来的现象虽然被法律允许，但是在艰难时期，波里克利愤怒地抵触不办。雅典的普遍工作者很少或者根本不主办宴会，国库管理长官、女司祭和大将军们也不张罗这一类的吃喝。古希腊后期的那些著名政治人物还没有什么顾忌，在他们眼里，宴会以及补充或替代宴会的食品分配，都是贵族行为，贵族借此与其属民建立政治依赖关系。有一些人物就经常为自己的城市举办宴会，比如小亚细亚西部城市吉梅的克雷阿纳克斯，就以其待客慷慨大方而出名。很多社会阶层不能够参加宴会，不管对这些社会阶层有过什么限制，都损害了宴会的包容和平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