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语文课

香谷老师的教诲

何兹全　1911 年生，山东省菏泽市人。1950 年从美国回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兼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社会史（隋唐以前）、汉唐寺院经济和汉唐兵制。代表作有《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等。

我幼年时，我的家乡（山东菏泽）有两位教育家，当时在全省都是有名的，一位是山东省立第六中学的校监葛像一老师，一位是南华学校校长曹兰亭 —— 香谷老师。两所学校，都在菏泽城里。我高小（小学五、六年级）是在南华学校读的，中学是在第六中学读的，两位老师都教过我，都是我的老师。我现在想说说香谷老师。

菏泽当时交通不便，比较闭塞、落后，但香谷老师却能接受新思想，有浓厚的爱国、民主思想。1925 年，孙中山先生逝世。菏泽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追悼会就是在南华学校大礼堂前的大操场上举行的。香谷老师是主要组织者。这之后，好几位南华学校的毕业生跑到广州参加了黄埔军校。他们后来有的加入了国民党，有的加入了共产党。

高小学生大都住校，不住校的也很早就到校。大冬天，天不亮，香谷老师就吹哨子把我们叫起来，跟着他在校园里跑步。我们一面跑一面睡，你撞我、我碰你。路两旁挖了些植树的小坑，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摔到土坑里去，摔得又哭又笑。

跑完步，天已大亮，香谷老师就把我们召集在大礼堂前。他在礼堂外的明柱上面挂了个小黑板，上面写着一句句、一段段古圣先贤的话，有孔子的、孟子的、文天祥的，等等。香谷老师一句一句地给我们讲解，还连带着讲人、讲事、讲历史，并要求我们背诵。所谓“教书育人”，更重要的是育人，是品德教育。有才无德，才越高，对社会危害越大。香谷老师是能教书育人的。香谷老师每天跟我们讲的话，对我一生做人、做事都有很大影响。下面举几句话做例子。

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②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
③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

**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说的是一种积极的友爱互助精神。这种高尚的团结互助的精神，今天还是需要的。同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宽恕精神。

第二句“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说的是在困难、危险面前，要站得住，不动摇，不低头。这种精神，每个人都应该有。

第三句“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说的是事情来了，应该怎么办，要自己拿主意、做决定。拿主意、做决定之前，先要慎重考虑，深思熟虑，此之谓“审”。别人说好说坏，由他去说，不要动摇。我们今天要略做补充的是：别人的意见，要考虑；好的意见，要尽可能吸收。但“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这句话的精神，是说遇事要自己认真考虑，拿出主意、决断，不要遇事犹豫不决，听了别人的意见就动摇。“得失安之于数”，则有点听天由命的意味，“数”有点“命定”的味道。我想不要这样来理解。“安之于数”，也可以理解为安之于客观实际，不要强求，更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强争。如此理解，“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还是可取的做事之道。

小学生理解力不高。听香谷老师给我们讲解古圣先贤的这些话时，理解不深，有的甚至不理解。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遇到坎坷，遇到陷阱，遇到不幸，才慢慢对老师的教诲有了体会、理解，对老师的怀念也随年龄的增长、随岁月的变迁而加深。

香谷老师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老师。


楼上群书，楼下一指

舒芜　1922 年生，安徽省桐城市人。作家、文学评论家。曾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主要著作有《说梦录》《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回归五四》等。

王丽女士出题目，要我谈谈读中学时学语文的经验。我读过三年初中、一年半高中，教过几年中学语文，经验似乎不能说完全没有，可是又实在没有什么可谈的。这绝对不是说，我的语文老师没有学问，或者不善教学；正相反，有学问、善教学的很多，在思想，特别是文化、文艺思想上，给我终生难忘之教益的很有几位，例如初中的吴步尹老师、高中的王气钟老师，我在别的文章里都回忆和感谢过。也绝对不是说，我教过的学生都不成材、不成器；聪明俊秀、卓然有成的，相当不少。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我自己听语文老师讲课，根本不大用心。我教中学语文，虽然也很想教好，却始终没有摸索到什么成功的经验。可不可以说，语文这东西，大概根本不是单靠老师讲课就能够教得好，不是单靠写语文作业就能够学得好的呢？那么怎么交卷呢？想来想去，还是只有一句老话：要想学好语文，得在课外多读书。

我幼年时，家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装了许多新文学书，数量似乎不少。现在经过岁月淘洗，记忆已经零落不全，忘不了的还有鲁迅的《彷徨》《朝花夕拾》《伪自由书》，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谈龙集》，茅盾的《子夜》，郭沫若的《落叶》和他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宗白华、田汉、郭沫若合著的《三叶集》，徐志摩的《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冰心的《寄小读者》《繁星》《春水》，陈衡哲的《小雨点》，梁实秋译的《彼得·潘》和他的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等。此外还有三四期《新月》杂志、十来期《东方杂志》、二十来期《小说月报》。这些书是谁的，当时根本想不到要问一问，后来推想大概是大哥（堂兄）方玮德的。他是新月派诗人中的后起之秀，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新月派的书。书柜里还有不少少年儿童读物，除上面说过的《彼得·潘》之外，翻译的还有《木偶奇遇记》《艾丽丝漫游奇境记》《爱的教育》《续爱的教育》《小妇人》，创作的有叶圣陶的《稻草人》，中学生辅导读物有夏丏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这一类大概是母亲专门买给我的。还有《中学生》杂志，则是订阅的。
我守着这个书柜，翻来覆去看这些书刊，大多是在十二岁之前读家塾的时候。家塾里读的是“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等。课外，我七岁时读了《三国演义》，接着照例读了《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说唐全传》《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红楼梦》是进高中才读的），等等，往往也废寝忘食，实际无非看故事、找热闹，谈不上文艺欣赏。能够把我初步引到文学艺术的趣味方面去的，还是小书柜里的那些书。当时读了*受用的是《文心》，它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讲中学语文知识，生动有趣，能把当时中学程度的少年引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门口，窥见门内的宫室之美，萌生探寻的兴趣，这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我还认为它是好书，未知有什么后来居上的书能够代替它的。《中学生》杂志也办得好，上面有名家之作，也有“中学生园地”，使读者有亲切之感。当时常见一位署名为“苏州建华女中彭雪珍”的女学生的作品，她就是后来的名记者子岗。
影响更长远的，还是那些新文学书。现在回想，那个小书柜里其实已经包括了中国新文学几大流派的精要。我在进初中之前就能时时亲近这些、熟悉这些，受到新的文艺空气的熏陶，是一大幸事。如果那些书确实是玮德大哥留在那里的，那就是他给我的无言之教，他是我要永远感谢的**个无言之师。我把那些书读来读去，没有任何人从旁指教，不知道怎么就喜欢上了鲁迅、周作人。别的书，包括少年儿童读物，顶多读两三遍，只有鲁迅、周作人的几本书 ——《彷徨》《朝花夕拾》《伪自由书》《自己的园地》《谈龙集》，不知反复阅读过多少遍。这几本书的封面、装帧、版式、纸张等，我无不熟而又熟，闭目如见；特别是那毛边装订，觉得非常好看，觉得这两位作家的书就该这样装订，似乎别的作家的书还够不上用这个规格。今天来看，他们两位的书，天晓得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能读懂多少。可是当时，我在似懂非懂之中，偏偏就感受到一种魔力吸引，反而增加了非探求不可的兴趣。至今我以八十之年，回顾平生，舛误颇多，只有儿童时期一下子就选定的这两位作家，恰恰是中国新文学的并峙双峰，没有选错，当然至今还是远不敢说已经完全读懂。
1934 年我12 岁，进了桐城中学，读完了初中三年，这是我唯一完整读过的学校，后来在别的高中断断续续只读到高二。初中三年里，**个国文老师殷善夫先生，是县里著名的国文老师。他完全是旧派，只教文言文，写作文也只许用文言文。但是他选讲的文言文，也是当时一般中学常讲的，都是《开明活页文选》里面有的。开明书店发行“活页文选”这个办法实在好，我们领到的每一篇国文课文，都是白纸铅印，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而不是纸张粗糙、字迹模糊的油印品，这就增加了学习的兴趣。可是，我很对不起殷老师，我对他的课始终没有怎么用心学，大概凭着先前家塾里读写的经验，可以应付得过去就行，我看重的还是课外阅读。
这里我要深深感谢当时桐城中学的图书管理员章昂霄先生。每次课间休息时，我都飞快地跑上图书楼，章昂霄先生允许我进入书库，随意翻看，借出去也不限册数和日期，实际上我总是很快看完来换新的。桐城中学当时的藏书很可观，凡是20 世纪30 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二流的中国新文学作品和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后来遇到人说起的，我大概都在母校那个藏书楼上读过、见过。章昂霄先生的桐城东乡口音至今仿佛尚在耳边，实际上他的话不多，经常只是以亲切的鼓励的笑容，默默地欢迎我这个热心的读者，在职权范围内尽量给我以方便，而且显然赞同我的阅读方向和途径。如果他不是这样，或者是拘泥于通常规则的别人，课间休息10 分钟我又能看到什么？每次只能借一两本，又怎能满足我当时“生吞活剥”的阅读速度？如果说玮德大哥是**个用书来教育我的无言之师，章昂霄先生便是第二个用书来教育我的无言之师。可惜毕业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一直得不到章昂霄先生的任何消息；前几年才从桐城中学校史材料上看见，他是本校毕业，由本校送到某个图书管理专业学校深造的，才算是知道一点他的来历。更可惜 —— 不，该说痛心的是，听说在“文革”中，桐城中学的所有藏书都被作为“四旧”烧掉了，堆在大操场上，整整烧了三天。从我读书时到“文革”，又有三十多年，母校藏书当然又添了许多，其中包含章昂霄先生精心管理、我热心借读的，就这么不复存在于天地之间，没有一点痕迹了。每念及此，隐隐感到撕心裂肺之痛。
我1936 年升入三年级，国文老师换成了吴步尹先生。听说他是北京大学（不知确切不确切，反正肯定是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的，是新派。他讲授过哪些白话文，记不清了，只记得课外我爱去他的宿舍，每天从家里一到校，**处就要去他的宿舍谈一阵。他的宿舍正在图书楼下面。我*爱听他谈鲁迅、周作人。他说，他到过周作人家，书室内如何如何充满文化趣味，令我神往。1936 年10 月，大约21 日或者22 日，我一早到学校，照例到吴老师宿舍去。他不像平日一样微笑相迎，而是阴沉着脸，一语不发。我有些惶惑，他默默地向桌上的《皖报》一指。我赶紧看去，赫然一条新闻的标题 ——“ 文豪鲁迅，在沪逝世”，这使我震惊。接着吴老师讲了鲁迅不可代替的伟大意义，话不多，而他那沉痛的一指，永远留在我心目中，指引我终生的方向，其中包括我在语文学习上的方向。
现在如果说我的作文还算通顺，完全是读鲁迅、周作人的书得到的教益。我在母校桐城中学学到的东西，包括学习语文的*主要经验，恐怕也就可以用“图书楼上的群书，图书楼下的一指”来概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