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义、利是构成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基本的一对范畴，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讨论较多的问题之一，也是争论较激烈的问题之一。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体系中，“义”一般指仁义道德，“利”指功利、物质利益。孟子对义、利这对范畴有深入的探讨，影响十分深远。一、孟子以前的义利之辩　　义利的观念出现很早，不过到了孔子那里才有系统的阐述。孑L子的义利之辩与他的君子观密切相关。孔子常将“君子”与“小人”对举，比如他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孑L子所言的“君子”，既指道德高尚的人，又指“劳心者”；所言的“小人”，既指道德低下的人，又指“劳力者”。孔子将“义”属之君子，而将“利”归诸小人。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孑L子的意识里，君子就是完美的人，而完美的人应该“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答日：“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义是分别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　　孔子强调君子当以义为先，甚至舍利取义。他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君子应将义内化为指导自己行动的准则，当义利不能兼得时，应舍利取义。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孑L子一生“罕言利”（《论语·子罕>），因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他做事只问合义与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合于义的行为也许是有利的，不过是否一定有利并非孑L子所关注的，他所关注的是合义与否。　　与孔子的义利观不同，墨子主张“贵利”而“尚义”，坚持义与利的统一性。墨子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墨子·大取》）墨子认为义就是利己利人，不义就是害己害人，义与不义应根据实际所做的事情来判别。墨子又说：“则此言三圣人者，谨其言，慎其行，精其思虑，索天下隐事遗利以上事天，则天乡其德；下施之万民，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墨子·尚贤中》）“所谓贵良宝者，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宝也。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墨子认为义利是统一的，他所说的利是“人民之大利”“民之利”“天下之利”“国家百姓之利”。换言之，墨子所说的利是公利而非私利，不是个人的利，而是大多数人的利。二、孟子的义利之辨　　孟子尚义，认为义既是通向光明之路，又是人生应追求的目标。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在生与义的抉择中，孟子主张舍生取义。孟子以四端之心中的羞恶之心为义。此外，他还将义与仁联系起来，说：“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仁为人心，义为人路，仁体现在人之心，即人先天的资质上，而义体现在人之行动上；如果不居住在仁里面，不追求仁德的境界，不由义的路而行，那就是自暴自弃。孟子认为，只有后天做到了义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仁人；义既是人生之正路，也是人生应追求的目标。　　据《孟子》记载，孟子见梁惠王，王见面就问：“叟r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答日：“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魏国本来是强国，在梁惠王见孟子之前十年左右，魏国已开始没落，东边被齐打败，西边割地给秦，南边受辱于楚。鉴于此，梁惠王打算找孟子寻求富国强兵之术，而孟子不言功利，只言仁义。孟子劝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法，薄税收，深耕细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夫谁与王敌？故日：‘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统治者应该爱民，以仁义为治国之本，而非一味讲求功利。孟子以义作为标准，来评判人们对利的索取。在孟子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中，人们应该以利主导自己的价值观，要见利思义，不义之事则不为，“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得到本不应属于自己的利益，就是不义的。此利益，既可能是个人私利、小集团利益，也可能是国家利益。在孟子看来，梁惠王开口即言利，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的逐利行为一样，都是不义的。如果说孑L子所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着眼于个人的义，那么孟子于此对梁惠王的要求更多的是国家大义。　　孟子还将义当成人的一切行为规范，他说：“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孟子·离娄下》）言必行行必果，而与义不合，便是非义之义。孟子说：“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离娄上》）义是君子所守的，与道、度、刑一样，皆有准则、规范的意思。当人崇义时，他就能自觉抵制外界的种种诱惑，从而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孟子·尽心上》），随心所欲而不违背道德。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于此所言“行天下之道”就是大义之道，所言“大丈夫”，就是“言不必行，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