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之心:长子回忆录

墓前被夺权的醒悟　　八岁时，我去芝加哥，目睹了父亲与祖父之间发生的一场激烈争吵，他们彼此间说着意第绪语。驱车离开他父亲家后，索尔便开始痛哭，以至于他不得不在路边停下车。几分钟过后，他如此向我解释他的失控：“成年人也可以哭的。”我知道他痛得心都碎了。我会知道，是因为父亲与我都有着柔软的心，这是我们之间的纽带。　　作为索尔的长子，在他的葬礼之前，我一直都相信我们之间的这种联系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他的葬礼上满是人们对他文学成就的赞扬，那些出席的哀悼者讲述着各种轶事，谈论他如何影响了他们。这让我重新思考起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却从未仔细思量过的关于我们之间联系的想法。我们驾车离开墓地时，我问我弟弟丹“丹”为作者格雷格对幺弟的亲密称呼，实际名字为丹尼尔（Daniel）。在整部书中，格雷格常以这种昵称方式称呼亲人。（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他觉得有几个孩子参加了父亲的葬礼。他的回答，从字面上看没错，是三个儿子。不过，我的答案却与他的不同。我感觉，无论男女，出现在父亲的葬礼上的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索尔的孩子。初次了解到索尔·贝娄作为父亲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令我开始意识到他作为文学形象的影响力，而这却是我在他在世时努力避免关注的。　　我所成长的家里到处是书籍，那里充满了热烈的交谈，大家因为想要寻找真相、讲真话而聚集在一起。我开始与我的父母一样珍视文化，珍视宁静的独处——我父亲认为这对写作极为重要。每天早晨，他的书房门都紧闭。这预示了索尔在写作与生活之间竖起了屏障。几十年来，我决然地保护着他的隐私，无论是文学方面还是私人方面，这些是联结我们俩与他那些创作时日的纽带。还是个孩子时，我就学会不去打扰他。成年之后，我对从事文学创作的他、对他的声名——斯德哥尔摩将他的声名推向顶点——所引起的轰动视而不见。1976年之后，我拒绝参加所有为他举行的活动。索尔对此很生气，但我觉得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这损害了我一直想保护的我与他之间的私人纽带。　　对于这位改变了美国文学的作家，其身后享有敬意与赞扬并不令人惊讶。我的儿子安德鲁对索尔的文学生涯毫无兴趣，我希望他能多了解他的祖父一些，虽然他的祖父忽视了他。于是我强烈要求他观看索尔刚辞世时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PBS NewsHour）节目播出的关于他的讨论。第二天，安德鲁说：“人们怎么那么热衷于谈论祖父改变了美国文学？他只是个坏脾气的老头。”安德鲁的反应中肯地表达了我刚刚才开始意识到的差别：私下的人与文学大家的差别。　　索尔刚故去，他的律师沃尔特·波森（Walter Pozen）就已经为即将发生的事情设定了基调。沃尔特没有打电话告知索尔的家人，而是打电话通知了媒体。我是从汽车收音机里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葬礼上的致辞者选定了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索尔的“文学之子”，和鲁斯·维斯（Ruth Wisse），索尔恭顺的“犹太之女”。虽然没有家族成员被邀请致辞，我还是起身向索尔的遗孀杰妮斯致意，称赞她在我父亲*后几年时光中的付出。奇怪的是，另一位索尔的文学继承人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在葬礼上未发一言。他有点像忧郁的哈姆雷特，徘徊在葬礼人群的边缘，陷入了沉思。之后不久，《纽约客》（New Yorker）上刊登了一系列杂乱无章的信函。这些都是索尔写给菲利普谈论其小说构想问题的函件。在我看来，这些信件突出了索尔与菲利普之间在文学方面无与伦比的深厚关联。我读到这些信件的时候惊呆了，因为索尔的重复叙述中明显存在着精神困扰，它就像是一种意识流叙述，填补进了父亲向我讲述的故事中那一个个遗留的空白。　　因为不想与人分享悲伤，我便不去读那些出现在报纸上的大量的讣闻，直到有人强烈要求我读一读里昂·维塞尔迪尔（Leon Wieseltier）刊登在《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上的颂词。他敬重我父亲才华出众或是发现他魅力十足、机智过人，这些都不会令我惊讶。但是他的颂词完全将那个著名的作家和作为我父亲的那个人混为一谈，我几乎认不出索尔了。还有，维塞尔迪尔先生似乎找到了与我父亲之间拥有深层关系的基础，它关涉个人情感，而这些在我看来是我作为他的长子才享有的权利。接下来的几周中，我听到也读到了许多轶事与叙述，它们都相似地宣告着其叙述者与作为文学之父的索尔·贝娄之间特殊的亲密关系。我觉得他们明显都很孝顺；我也很快开始感受到有几十个自封为他的子女的人公然进行着竞争，想要获得为纪念我父亲的一生而进行的一场游行中的领头位置。至此，这种想要站在队伍前面的竞争激怒了我。我问自己：“所有这些表达子女情感的叙述究竟是怎么回事？毕竟，他是我的父亲！难道他们的父亲都那么糟糕，以至于他们非要来抢我的父亲？”　　在他去世之前，我特意将父亲作为私底下的人的角色放在首位，不愿与别人谈论。虽然那些表达子女情感的叙述、大量在他去世后出现的致辞令人恼火，但它们却让我认识到我父亲的小说所具有的强大影响，认识到他作为文化英雄的地位，意识到我不曾了解的他作为公众形象的一面，因为那一面是我一直都试图避免了解的。　　我感到悲伤，开始意识到父亲作为私底下的人与作为公众英雄之间的不同。这时有人建议我读一读菲利普·罗斯的《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Patrimony, 1991），我或许能从中找到慰藉。书中有一个场景：老罗斯撞见儿子在记笔记，很可能记下的是他准备写作中用到的一些瞬间——菲利普的父亲认为这些瞬间都属于隐私，不应该曝光。这个场景让我深受触动，我问自己：“菲利普难道不会觉得丢脸吗？”不过，罗斯能下定决心写下他父亲*后时日的故事，这促使我思考，我该如何对待我心里的那个父亲——他*深切的渴望是完全不让别人知道他的想法和情感。　　索尔有许多保护他隐私的方法，他几乎完全拒绝大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对此，他还推波助澜，要么对私人问题给出模棱两可的回答，要么讲出一些富含寓意的故事，让那些敏锐的听众与读者探究其意图。1990年，有一天我和他在波士顿联邦大道散步时，我父亲突然说：“你的老朋友奥斯卡·塔尔科夫（Oscar Tarcov）认为本·图尔平（Ben Turpin）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在一个讲述搬入新家的电影短剧中，图尔平搬着家具爬了几段楼梯，仔细布置好这些家具。新居的装修以他将沙发扔出客厅，砸碎了玻璃结束。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先打开窗户再扔？他回答，‘我是艺术家，我懒得那么做。’我和你母亲之间就是这样的相处方式。”花了五十年解读他的故事，我明白索尔告诉我的是那种文化的态度与非传统的行为，它们维系着我父母的婚姻和我们那个年轻的家庭。　　索尔去世几周后的一次贝娄家族家宴上，大家就政府新近对伊拉克宣战一事发生了争论。我弟弟亚当（Adam）坚持认为政府的行动符合实际且合理合法，而我则强烈质疑战争的合理性及其涉及的伦理问题。后来，我堂姐莱莎（Lesha）（她是索尔的侄女，名字和我祖母一样，比我大六岁）评论，看着我们意见不一而争论，就好像是看着“青年索尔”（我）和“老年索尔”（亚当）在争吵。　　我们的父亲总是很易怒、容易与人争辩、极度敏感，还明显易受评论文章的伤害。不过，我觉得莱莎称为“青年索尔”的那个人，更易让人产生情感上的亲近，他总是很温和，拥有嘲笑荒唐的世界、嘲笑自己的能力。我与他之间的纽带，有一部分就建立在他的温和、幽默的基础上，建立在我所认同的一系列平等的社会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索尔给人的亲近感、他的自由自在，随着其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他的社会观变得冷漠无情，虽然从根本上说，他还是很脆弱。他早年对不同观点的宽容几乎完全消失了，他也失去了嘲笑自己的能力——这让我极为懊恼。他的这些转变严重损害了我们之间的共识，使我们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以至于我经常担心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否还能维持下去。但莱莎的评论突出了人的生平的基本事实：如果没有“青年索尔”，那个叛逆、无礼、雄心勃勃但养育了我的人，就永远不会有“老年索尔”，那个著名的作家。　　写一部回忆录，将人们所不熟知的“青年索尔”——我所热爱与思念的父亲——写入其中，这意味着违背自己一生都在做的事：在公众面前，为保护他的隐私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保持沉默。但种种重要的外在因素还是令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我想让我的子女了解他们的祖父。而且，我也觉得有义务让我的两位弟弟耳目一新，因为他们所知道的父亲都只是“老年索尔”。*近几篇关于他生平的劣质文章让我警觉。我发现需要为学术界画一张肖像，由一个热爱着他又相当理解他缺点的儿子来书写，揭示索尔复杂的性格。我发现，索尔·贝娄的读者们——索尔对他们有着特殊的爱——对他这个人极度好奇。索尔作为作家的声名有一部分来源于他错综复杂的作品，有一部分因为他渴望独处，还有一部分在于他一生都将自己隐藏于那些寓言式的故事、玩笑、隐喻以及满足他需要的那些复杂又合乎逻辑的法则中。　　但真正促使我写一部回忆录的，是那些占据了我的夜晚、令人紧张的梦境。我渐渐地不再每日想着父亲，可却常常从焦虑的睡梦中醒来，极度地想要抓住那些转瞬即逝的记忆。我觉得我在夜间出现的焦虑是新近故去的父亲给我的警示，他想要我保存下那些关于他的记忆，防止它遗失甚至或许是永远消失。　　几十年来，我父亲总是会在傍晚下午茶时分给我讲述关于过去的故事，那个时候多半只有我们两个人，有时候也会有家里其他人一起。朋友和家人的加入会让那些故事更加清晰，令人印象深刻——不管这些故事是否那么令人陶醉。我热切地聆听着各类故事——那些叙事中总是饱含敏锐的观察；礼貌地容忍其他内容——它们非常不准确，却很有趣。对于我所听到的每一个故事，我记得有十个这样的故事，现在我的记忆成了它们的储存库，存放着索尔·贝娄——这个人，这位父亲，这位用头脑与心灵创作的作家——的复杂性与人性。那些梦到的故事很有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溜走，这一觉悟显示了我的忧虑，我担心如果不将它们落于纸页之上，那些我所珍视的终会消失。　　如果我还是以一个收藏者的姿态无视索尔·贝娄的文学声名，这也意味着我忽略了父亲刚刚去世时我学到的教训：写作是他生活的目的，我便按他创作的先后顺序阅读了他所有的小说，以此作为我正式哀悼他的方式；所有那些在他辞世之后出现的满含孝道的叙事，更甚于我当初认为他们在墓地对我的篡权；主要依赖于记忆写出感受，比较适合我这个刚刚退休的心理医生，因为我擅长揭开那些含糊不明的叙事。不过，或许*为重要的是，我父亲进行创作时，直接望向镜中，从而通过他的小说为我提供了一扇窗，让我能够窥见他的思想轮廓，以及他一生都在尽力保护的喜欢沉思的自我。　　在他的小说中，我总是能发现那些近乎熟悉的影像：贝娄家族的相册、我所认识的人的肖像、我相当了解的故事与生活。我父亲借由他的叙事者表达出的思想与情感有时候让我感觉那么清晰，以至于在某些时刻，我觉得我是在越过索尔·贝娄这个作家的肩膀张望，看他在我父亲的日记本上写作。重读他的作品加深了我在我们俩静静地聊天时就有的印象。我将之视为对我的邀请，邀我在阅读他的作品和回忆那个如此费心保护索尔称之为他的“内心生活”的人的人生之时，能够认真思考。《晃来晃去的人》中的叙述者约瑟夫描述了一颗心，它的周围是一团“鲜少被扰乱”的思想，那是他*难以被理解的部分。抚养我长大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将他的心灵包裹在一团思想中，虽然他和我都很难透彻理解他的心灵，但我还是能时不时地洞悉一二。　　尽管我对公之于众的书写方式存有疑虑，但我还是决意要更多地了解我的父亲，重新审视自己作为一位作家的儿子应该继承的遗产，并且表达出我自己的想法。我早已不能再像三岁时那样爬坐在索尔的腿上，那时他坐在打字机前，敲打着键盘，而我则在他的手稿上留下了童言稚语。我也再不能在索尔的晚年去探望他，与他谈论我们的过去，那些逐渐消失的记忆。我只能去看看他的墓碑，只能依照犹太传统，在墓碑上添上一粒卵石。不过，我“爸”应该从他的长子这里获得更多，他值得我为他写一部详尽且坦诚的传记。我关上书房的门，边听着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乐曲边挣扎着在纸端表达我的想法，就像他在七十多年的岁月中每天都在做的一样，我现在可以尽可能近地靠近我故去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