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中国

导论 全球经济史上*为活跃和有趣的争论话题之一，是有关“历史大分流”的，即在18世纪和19世纪，世界各国在财富、发展和增长方面开始出现巨大的差异。在这场争论中，西欧（尤其是英国）与中国的比较*为核心。为何是英国而非中国率先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为何英国没有走中国那样的发展道路？这些问题引发了持续的争论，且硕果累累。这一事实表明，过去数十年来，西方史学界对于从15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的近代早期中国的印象发生了某些根本的改变。在本书重点关注的经济史领域，很多作者不再将康乾盛世视为当时世界上的贫穷落后之地，或者认为它与西方世界迥异。相反，他们现在重新审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发现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这被濮德培称为“欧亚类似论”。与之同时，“摒弃固守过时的东西方两分法”变得非常流行。美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戈德斯通甚至造出一个术语，即“加州学派”，意指一群人数渐多的学者，他们断言近代早期欧亚大陆两端的财富、发展与增长的水平非常相近；秉持欧洲中心论的学者则认为，当时的欧洲社会独具某种特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这些学者头脑中的乌托邦。一些对传统观点持有异议的学者，如弗兰克、霍布森、马克斯甚至更进一步，他们声称，在近代早期与东亚相比，欧洲应被视为“落后”地区。 长期以来，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的历史，西方史学界缺乏严肃的学术研究，长期充斥着带有偏见的陈词滥调。新近兴起的世界经济史研究生机勃勃，在这一领域，中国不仅值得严肃研究，更需为之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令名。对于中国，负面和落后的印象司空见惯，尤其是那些对中国辉煌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的人，这绝对需要更正。但是，我担心会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这在学术界屡见不鲜。打破过去的传统，即太过关注“与‘西方’相比，‘东方’缺少些什么”这一狭隘命题，这一良好的愿望绝不能让我们忽视两者之间切实存在的巨大差异，现如今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全面关注西欧与中国相似之处的学者，*终多少都要解释19世纪出现的显而易见的历史大分流，无论将其归之于“偶然”“意外”“运气”，还是其他因素。很多人也确实这样去解释，但是就我个人而言，以这种方式解释重大的历史分流，难以让人信服。虽然毫无疑问偶然性在历史长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解释重大的转折通常要考虑主要的基本条件。至于重大的持续分流，通常意味着初始条件有着重要的区别。我*近出版的《摆脱贫困》一书，对历史大分流的出现及其可能的解释，尝试进行综合分析。本书的基本目的在于，阐明某一特定的重大区别极有可能是导致历史大分流的主要原因。 国家的重要性、角色与功能：以英国与中国为例 这一真正重大的区别就是国家的重要性、角色与功能。在研究历史大分流时，与世界历史研究的很多其他领域一样，不再将国家及其疆域作为研究的起点，也不再将其作为分析的默认前提，这一做法越来越普遍。在很多研究领域，这样做确实有正当的理由，然而不宜矫枉过正，就像现在很多世界史的教科书，几乎完全忽略国家的作用。像本书这样的研究，想要探讨不同的国家到底有何特点，对经济发展会有何影响，显然必须将现实中的国家作为基本的分析对象。要明了与国家相关的事物，必须对国家进行研究。 本书意在表明，在这些方面，英国以及更一般的西欧与中国存在哪些根本性差异。将关注点聚焦于英国与中国，是因为我确信采用简单的“西方”与“非西方”这样的二分法不仅不利于解释，通常还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的观点是，如果考察在欧亚大陆两端国家以何种方式影响经济生活，那么令人注目的就不再是两者惊人的相似，而是惊人的差异。从地理上讲，本书将关注特质鲜明的英国，但是也会经常论及其他西欧国家，以表明英国的经历是特殊的抑或是普遍的。从时间上来看，本书的分析聚焦于所谓的“漫长的18世纪”。对英国而言，这是指从1688年至1849年，前者伴随着光荣革命英国国家组织方式的很多重要变革开始引入或予以制度化，后者伴随着《航海条例》的废除开启了英国经济政策的新时代。对于清朝，讨论的时期从17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前者随着三藩之乱的结束，清朝开始对整个中国大陆实行实际的统治，并且光复台湾；后者随着**次鸦片战争，清朝被迫“打开国门”，经济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关注英国漫长的18世纪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开始起飞，成为世界上**个工业化国家。至于中国我为何选择这一时期，还需要略做解释。我选择清朝开始统治至鸦片战争这段时间，主要是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所有参与历史大分流争论的学者实际上都在讨论这一时期，而我将从国家的角色这一角度对这场争论进行分析、解释和评论。与清朝相比，中国很有可能在宋朝更接近起飞状态，但是，将那时的中国与近代早期的欧洲进行系统比较，几乎没有人这样做过，这意味着我要像本书这样写一本关于宋朝的著作，缺乏足够的素材。 就我而言，历史大分流的产生，是由于世界上某一特定地区出现了现代经济增长，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却没有出现。在拙作《摆脱贫困》中，我集中讨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具体特征及其各类成因。如果再这么做，不免重复。因此本书将明确聚焦于在漫长的18世纪国家的作用何以使英国出现了现代经济增长，又为何现代经济增长未能在清朝出现。从这一角度对这两个国家进行系统比较，本书首开先河。因此，我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展现两者的相似与差异，并未深究这些相似与差异到底意味着什么。其中很多影响显而易见。然而在有些方面精确地确定其产生的影响，则需要另立新作进行深入的分析。在这里我只能指出进一步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考虑到清朝是一个浩瀚的大陆而英国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有人可能会批评我所做的比较分析毫无意义，我需要比较的应当是欧洲与中国，或者至少是西欧与中国。然而，我还是决定将英国作为比较的对象。首先，就我考察的主题而言，即使“西欧”也不是一个恰当的对象，因为在很多方面西欧的国家之间就存在着显著差异。即使英国在一些方面可以被视为典型的西欧国家，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略微夸张点说，英国却是一个十足的异类。而且英国是**个，从很多方面来讲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也是唯一一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本书绝对无意重复辉格党人努力维护“英国例外论”的陈词滥调，但是，本书也将表明，英国确实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其他西欧国家，有时甚至差异很大。如果简单地假定在近代早期存在着非常相似的“西欧国家”，这将会产生严重的误导，我们将多次看到这一点。只有在法国大革命及其产生广泛影响之后，西欧各国不同的国家形成模式才开始出现明显的趋同，而在此之前各国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查尔斯?蒂利（1929—2008）作为一位研究国家形成的重要学者，以如下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即“自公元990年以来盛行于欧洲的国家形式，为何随着时空的变化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在近代早期，所谓的“西欧国家”还没有出现。这一术语具有误导性，不只是因为欧洲各种政体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差异，也是因为这些国家几乎一直致力于相互竞争，甚至经常诉诸武力。近代早期欧洲历史的特点，就是欧洲人之间持续的战争。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死于其他欧洲人之手。我只举一个*惨痛的例子，“在拿破仑时代，仅法国就有近百万人在战争中丧命，全欧洲可能达到500万人之多”。就此而言，欧洲明显是一个各方面区别明显、形式迥异、互相竞争，甚至兵戎相见的政治实体的大杂烩。但是，我还是会经常提及其他欧洲国家，以扩展比较的范围，并且表明即使西欧各国存在着上述显著差异，将中国与整个西欧比较，在某些方面也是合理的。有关近代早期欧洲各国之间相似与差异的文献汗牛充栋，我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了一些文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当然这并不能排除很多相互竞争甚至发生战争冲突的欧洲国家有非常相似之处。有人甚至可能像蒂利那样断言，正是这种竞争经常导致国家之间互相模仿和借鉴*具实效的国家体系，这是其国家架构*终变得越来越相似的主要原因。伴随着国家体系之间的竞争，这些国家一直在相互观察、分析和模仿。国家及其众多国民热衷于评估各自国家的相对实力和潜力，他们肯定可以通过相互比较掌握其中的逻辑和可资借鉴之处，就像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比较各个“大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制度，进而借由这些比较去尝试和学习，效仿*佳实践，这是非常自然的。近代欧洲的历史，就是相互竞争的国家不断参考、借鉴、模仿和追赶的历史。比如，英国、法国、荷兰共和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很明显都是这一欧洲或西欧国家体系的一部分，这*终使这些国家的制度出现了“均等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有相似的经历，有时相互之间仍然存在重大的区别，这取决于这些国家为了竞争采取了何种组织形式，以及是否取得了成功。本书所关注的是，一国作为欧洲国家体系的一部分，绝不意味着在现实中其经济史以及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与同一体系中的其他国家相似。只需要将葡萄牙、西班牙与英国、荷兰共和国做一下比较，就能完全明了。很多经济史学家可能会断言，这些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比如富裕程度，可能超过英国和荷兰与中国的差距。所以有人可能会建议，不仅要把欧洲各国分开来考察，也要注意不能夸大或“简化”欧洲国家体系的影响。无论何时，既要注意欧洲国家体系产生的普遍的可能也是“积极的”影响，也要注意到“欧洲”或“西方”的多元化。 在这一背景下，我认为有必要指出，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9世纪相比，近代早期的欧洲各国在很多方面更具“渗透力”。在那之后，统治者更加严厉地控制其民众和资源，本国与外国之间的分野也更加鲜明和有效。这些国家的陆军和海军都可以招募很多外国人，就像外国人可以在该国的特许公司工作一样。很多时候统治者也是来自国外。*上层的贵族也经常跨越国界。外国商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每个重要的贸易中心。而且，已经出现了像国际金融这样的事物。比如荷兰共和国的金融家会认购英国的公共债务，在1764年和1774年荷兰投资者持有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份额超过30%。货币也经常跨国流动。在本国的通货中，外国货币可以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本国铸造的货币较少或者本国发行的货币规模较小，而邻国货币规模庞大且地位显赫时。在爱尔兰，英格兰、苏格兰以及其他大部分由西班牙发行的货币都可以使用；在俄罗斯，可以使用西欧国家的货币；在波兰，可以使用来自瑞典和撒克逊国家的货币。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在很多方面与现代国家仍有很大区别，只有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些国家才变得那么“规范”。 本书共有八章。开篇是导论，提供一些史料背景，讨论使用的研究方法以避免产生误解，然后概括主要的经验资料。接下来的四章探讨中英两国的国家“硬件”或“基础设施”，并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大量的比较。这四章分别讨论了收入、支出或超支、财政和货币以及人事。后面四章讨论军事与经济、经济政策、经济与帝国，*后是国家建设。本书大部分内容是描述性的，因为我认为准确地说明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实际差异有多大，并在可能时予以量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国家在西方兴起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出现了如此多迥异的观点，在“宏大叙事”风格的作品中，这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如此多的观点所依据的可靠史料又如此之少，因此，早就应该付诸努力以探究“历史真相”，而这也是极为重要的。我希望大家形成一个共识：对历史大分流成因的严谨分析都必须要关注这些差异。这些差异产生的影响，换句话说，分析这些差异可能又进一步造成了哪些差异，将在结论部分予以简短讨论。我特别想强调本书的描述性质。应该首先尽可能准确地描述事物的状态，这本身就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这一点在本书中也是显而易见的，然后才能断言其造成的影响。在本书中，我主要参考了英文文献，努力展现西方学术界在本领域“目前的水准”。就本书与本领域的中国专家互相切磋，也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