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在战败国，例如德国，军人们利用宣传来挽回自己的面子。他们声称他们的军队从来也没有被协约国的军队打败过，只是他们身后的国家因为受到外国宣传的影响而崩溃了，国内各种外来的和激进的因素都是外国宣传诱饵的明证。这种说法对公众来说是可信的，因为在战争期间，全国各地的平民都被警告过要小心敌国宣传的有害信息。德国人民被灌输说“路透社是战争谎言制造者”，北岩（Northcliffe）则是“说谎大臣”，而协约国（Allies）的意思就是“一派谎言”（“All-lies”）。由此可见，德国人倾向于赋予宣传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战争开始，德国的武力就一直遭到削弱，因此他们必须依赖比军事力量更为微妙的方法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利益。具有爱国主义的德国人急于理解这种非暴力武器的本质，它们在战争中成功地掩盖了德国人遭受的挫折，而现在，德国出现的国际宣传研究论文（包括国际宣传的本质、局限性和方法）远远多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　　目前宣传活动的日常事务或多或少地取决于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者。人们普遍认为战争是由“恶意”引起的，那么，要停止战争就必须有一个“暂停憎恨”。宣传能否成为直接攻击国民心理的武器，能否在充满疑虑的地方找到培育信心的方法和手段呢？　　所有这些关于控制公众舆论的方式方法的讨论，证实了传统民主浪漫主义的衰落和独裁性心灵习性的兴起。只要仍然有民主派反对，那么他们就可以随意阐述这样一个事实，即绝对正确与全能的国王也梦想拥有全知全能的子民。立民为王，废王为民！把王权交给智者！　　对御众之术的洞悉引来了民众的唾弃。对民主政治进行的现代反思归结为一条，即民主派在自欺欺人，这一结论或多或少意含忏悔。公众并不是靠敦厚善良和自我约束统治的。美好生活并不寄于强大有力的公众情感的旋风之中。它并不是游牧部落的有机产物，而是少数人单调乏味的成就。热爱美好生活的人不再向圣贤爵士（SirOracle）咨询，因为他只是暗地里操纵着木偶戏表演。沮丧的民主派就是这样争论的：“那么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思考，寻找好的生活，”他叹息道，“当我们找到时还要努力寻找如何让公众接受这一好生活的方法。”接着他便以公众利益的名义知会、哄骗、欺诈及引诱。这样一来表面上保留了多数人统治的传统，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独裁统治。　　社会科学家可以将气馁的民主派所怀有的抑郁的好奇心，放到他们的动机中进行分析。对社会思想的划分*终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少数人痴迷于解释社会巨轮如何前进，但实际上，这种痴迷与驱使社会巨轮在任何方向前进的紧迫要求都毫无关系。民主派的工作就是要发现和报告，而并非进行哲学探讨和改革。他们更急于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不是追寻那些按照自己的想象创造了人类的神明的脚步。　　那些探求政治中公众舆论的神秘性的人们，至少暂时必须依赖除精确测量以外的一些手段，来确定或质疑他们的推断。对公众舆论的概括得以持续，是因为它们貌似合理，而不是因为它们是通过试验得来的。当其他一些人声称经历过他们所描述的情况并且与*初的观察者有不同意见时，那么先前的概括就会被弃置一旁。有时分歧是尖锐并显著的，因为它来自于那些试图用现存的关于公众舆论的概念来控制公众舆论的人们。这是一项操纵测试。它被宣传家和公关者以各种类型和方式使用着。　　公众舆论领域中的臆测尤其容易被操纵测试所影响。但是绝大多数关于公众舆论的文献具有深奥难懂和模糊不清的特点，它们拒绝遵守根据经验判定的准则。现在有大量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关于公众舆论的理论学说，和少量具体的关于公众舆论的学术假设。当公众舆论领域被分割成解释和控制关于政策的公众舆论，关于个人和群体的态度，以及关于各种各样政治参与模式的态度等问题时，一些更为具体的进展可能就会出现。　　公众舆论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是特别值得研究的，因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加。我们亲眼目睹了世界公众的发展，而这一公众的形成，部分是由于国际宣传煽动和组织起来的。国家利益跨越了国界。如果说有哪个国家的公民和政府不想染指其能力所及之事务的话，那纯粹是幻想。例如，1925年夏天，德国国会忙着考虑一项对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的提案。理论上来说，这是德国的内部事务，只有那些碰巧居住在这个被称为德国的法律实体中的人们对其享有惟一处置权。但是实际上，其他国家的利益也受到了影响，他们施加压力迫使德国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如果征收关税的提案得到执行，那么美国制造商的货物就会被挡在德国的国门之外，于是美国制造商与英国、法国及德国的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并把他们的代理人派往德国。他们试图接触新闻界，并且促使德国内部继续抵抗这一法案的党派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