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师致敬:高更

传奇人物高更
毫无疑问，许多作家都难以抗拒将高更当做小说主人公的乐趣：因为这位画家的人生就像是一部小说！
他出身异国显贵，父亲是革命派记者，幼年丧父，少年时成为水手游历四海，后来成为出色的股票经纪人，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生活放荡不羁；这位厄运画家受到大批青年诗人的追捧，并影响了新一代的画家，但*终却选择远走他乡，在热带地区过着隐居生活，并在孤独中离开了人世：这就是保罗·高更（1848年至1903年），他五十五年来的人生经历，让人称奇。
有一个人物足以诠释高更血液中流淌的传奇色彩：他的外祖母弗洛拉·特利斯坦（Flora Tristan）。这位法兰西-秘鲁裔的美丽女子是皇室后裔，却成为传奇的社会主义者和女权运动先驱。高更幼年时期生活在秘鲁，不过他并没有见过这位非凡的外祖母：在高更去世百年后，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在《天堂在另外的街角》这部小说里将这两位同样反叛的理想主义者的命运交织了在一起。
保罗·高更无意继续学业，而且在巴黎阴沉的环境中也感到不幸， 于是在17岁的时候去做了水手：他去过地中海、黑海、南美洲、北极圈和印度，6年后才又回到巴黎。他的这段人生插曲就像是为了衬托出他命中注定成为画家的命运而存在的。1872年，高更投身证券交易行业，成为一名成功的股票经纪人。他娶了一位丹麦姑娘，并在之后有了5个孩子，过上了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他收藏了许多印象派画作，并在工作之余开始画画。但是10年后，这种舒适的生活离他远去：他失去了工作，妻子跟孩子回到丹麦避难，尤其是他准备全身心投入到绘画事业中。萨默塞特·毛姆正是将这段动荡的生活写进了自己的小说：在《月亮和六便士》中，主角与高更非常相像，他对于艺术的狂热毁掉了过去的一切。
“我告诉自己我将成为画家”，高更在1882年给卡米耶·毕沙罗的一封信中写道。从那时起，他就打算成为艺术的殉道者。他多次将自己画成基督，在跟妻子和朋友的通信中，不停的抱怨他的画带给他的苦难和孤独。有些人认为他是个充满魅力的人，也有些人认为他很可怕：“他奇异的面貌、夸张的穿戴和野蛮的神情都让我远离他，我的父亲多次告诉我这就是自大狂的症状。”著名的精神科专家布朗什医生的儿子这样写道。
高更一直扮演着这种苦难画家的形象，在送给文森特·梵·高的一幅自画像中，他甚至将自己画成了《悲惨世界》中的悲剧主角冉阿让。这两位画家之间短暂的情投意合以著名的割耳悲剧事件告终。这一狂热的举动让梵高在阿尔被拘禁，而高更再也没有跟他见过面。这一事件又成为小说家和剧作家们的灵感源泉……
1891年，在高更宣布去塔希提后，作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把他说成是“逃离现代文明的人”：“他打算独自一人隐居多年，自己建造茅屋，重新画出萦绕在他心头的东西”。1893年冬，高更返回巴黎，在他身上，高雅和粗鲁并存：“对巴黎人来说，他就像个奢侈魁梧的马扎尔人，一位1635年的伦勃朗，他的步履迟缓而沉重，架着胳膊，带着白手套，拄着箍银边的手杖”，专栏作家阿尔曼德·塞甘回忆说。他有了一定的声望，并毫不犹豫的开始筹备推广自己的作品：他的画室在韦辛格托里克斯大街的蒙帕纳斯街区，墙面被他涂成了明黄色，窗户上画满塔希提的风景画，到处都摆放着充满异国情调的古董旧货，他带着从爪哇来的年轻情人、一只鹦鹉和一只小猴子一起接待到访的朋友们。
1895年，高更再次离开法国，他傲慢乖张的宣布，这是*后一次了。他没有说错。他的结局证实了厄运画家老套的人生，这也是他刻意造成的：疾病、易怒、自杀、酗酒，*终在孤独中死去。当消息传到法国后，记者们纷纷抓住他人生中荒唐的一面进行报道——酗酒、吗啡、斗殴、塔希提情人——这些在很长时间里都影响了公众对于他作品的公正态度。但是，对于青年艺术家们来说，他留下的是一段令人着迷的回忆：“[他是]无可争议的大师，我们继承他的思想，传播他矛盾的人生，欣赏他的天赋、口才、所作所为、强壮的身体、凶狠、无尽的想象力、戒掉酒瘾，以及生活在别处的浪漫”，画家莫里斯·丹尼斯（Maurice Denis）在1903年写道。
高更去世几个月后，诗人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去参观了他死前*后一处住所，那是一栋位于马克萨斯群岛的木雕小屋，被他称作“欢乐之家”。他还以颂词的形式写过一篇关于小屋的文章，后来还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成为他所留下的令人震撼的文学财富的开篇之作。
作家高更
保罗·高更就像小说的主人公，但是这不影响他自己书写自己的故事！
人们通过他的大量信件，揭示他的整个画家生涯：他写给妻子，也写给他的画家、诗人和评论家朋友们。除了私人关系，这些信里还有对于艺术以及画家身份的思考。高更喜欢并擅长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也乐于利用自己叙述方面的天赋，埃德加·德加戏称他为“教授”……对于高更来说，写作也是他用以思考绘画创作的方法：“今年我为风格牺牲了包括创作和颜色在内的一切，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相信，这种改变虽然尚未有结果，但在未来却一定会取得成功。”他在1888年给朋友埃米尔·舒弗内科（Emile Schuffenecker）的信中写道。这封信显露出一种真实的写作乐趣。高更非常确信自己的写作才华，并计划多次出版作品。他认为应该亲自书写自己的人生经历：“要是我告诉你，从母系方面来说，我是秘鲁总督波吉亚·阿拉贡家族的后裔，你们一定认为这是假的，认为我在吹牛……”在他的自传里，高更有时候会夸张，但是很少撒谎！当然，除了自传，高更的笔下还充斥着一种难以遏制的探索欲。但是当他到达塔希提后，他很失望的发现，那里并没有任何古毛利文化的遗址。他只好努力从文献资料里寻找这方面的信息。他从一位老外交家的作品中找到了关于大洋洲的历史和人种志方面的资料。他摘抄了大量段落填充在画满插画的手稿本里，成为他工作的基础：那些大洋洲的神灵和传说就这样在他的画作和雕塑中得以重现。1893年，高更试图出版这本被他命名为《古老的毛利宗教崇拜》的作品，希望将这一文化传播到对此毫无所知的欧洲世界去。同时，他还开始着手写作另一篇文章，在关于这一失落文明的描述中加入了自己的回忆。这次的作品是为了“让人了解他的画”，也是为了配合展览。回到巴黎后，他还请诗人夏尔·莫里斯（Charles Morice）跟他合作完成这部作品：他想让“文明”的词汇（莫里斯）和“原始”的叙述（他自己）交替出现。据他所说，他所知道的关于毛利的文化是他的塔希提情妇蒂呼拉（Tehura）（高更对泰阿曼娜（Teha’amana）的爱称）告诉他的。但实际上，这个年轻的姑娘是不可能知道这些知识的……高更想要以此证明他完全“野蛮”的这段生活经历。也是出于同样的想法，他给自己的所有画作都起了毛利语的名字：以便在巴黎公众眼中对作品的异国情调进行夸大。高更生前完成了多版《诺阿·诺阿》手稿，里面穿插着很多水彩画、照片和版画，但直到1923年作家去世才得以出版。另外，也是因为喜欢笔战，高更才开始对写作充满兴趣。他跟塔希提的几家讽刺杂志社合作，在文章中用不失诙谐的语言猛烈抨击殖民当局和传教士。有段时间，他还自己发行了一份报纸，所有的文章和插图都是他自己完成的。在人生的*后阶段，高更疾病缠身，身体衰弱，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写作。他写了一部新的自传，《此前此后》，在里面揭露了家庭和社会对他的不公。*后，他在《画室杂谈》中向自己所喜欢的画家们致敬，从拉斐尔到德加——他谦虚的称自己为永远的学徒，或者也可以说是辛酸的称自己是一个不被承认为职业画家的画徒……
集现代和野蛮为一体的高更
印象主义、综合主义还是象征主义？保罗·高更正是通过“野蛮”印证了自己绝对现代主义的风格。
保罗·高更是在艺术步入现代主义的时代进入绘画领域的。1879年，自学成才的业余绘画爱好者高更被邀请参展印象派画展。在毕沙罗的影响下，他学会了印象派的画法——光线和感官至上。从德加身上，他学会了大胆构图；从塞尚身上，他学会了颜色构筑法。
1886年以来，他试图超越这一运动，这是他**次离开前往“别处”，追寻“野蛮”。在阿旺桥的时候，高更很高兴被当成印象派对待——“我，一个印象派画家，也就是说一个叛逆者”，——当时，这个标签让他有别于他人。1889年，他又得到了一个“综合主义”的标签：这种风格是他在布列塔尼期间与几个青年画家共同完善的，主要在于在印象中融入现实。这带来了对绘画的简化，使用纯粹的色彩和充满韵律的构成达成装饰性效果。他也是在这一时期转向了现代主义，绘画成为了自我的实现，正如莫里斯·丹尼斯所说：“要知道，一幅画在成为战马、裸女或是随便什么东西之前，首先是一个平面，覆盖上以某种顺序组合在一起的各种色彩。”
高更的作品几乎都是将一种传统主题（常常是宗教上的）跟幻想中的场景结合在一起。这让他在1890年成为象征主义画家，但是又因为他太过于关注大自然，因而没有加入这一运动。
实际上，正是高更对于“野蛮”的追寻，让他在艺术史上有了特殊的地位。除了拥有异国情调的浪漫主义魅力，高更首先是生活在19世纪的人。但是当他在《我，野蛮人》里寻找创作中充满生命力的源泉并从艺术的幻想源泉中汲取灵感时，——无论是幼稚的、古老的、神圣的、流行的或是“原始的”——，他展现了对二十世纪艺术*具现代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