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交游考-精装

《围城》研究中，有专门走索隐一路的，比如大连范旭仑先生。文学研究中的索隐方法，本身并不能说没有一点价值，比如《红楼梦》研究中的索隐派。索隐的目的如果是为了深入研究文学作品，为了尽可能从较丰富的侧面来解释文学作品，应当说还是一种有益的方法。但索隐要有一个前提，就是研究者面对的文本本身有没有写实的倾向，如果完全没有，却来索隐，就不太合适。所谓索隐就是要努力建立作品与真实生活的关系，解释出作品背后的本事和作家创作灵感的来源。
　　钱锺书在《围城》序言中说过：“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围城》具备索隐的前提，所以在《围城》研究中，注意索隐的研究不能说没有意义，事实上，在所有关于《围城》的研究中，多多少少，都会借鉴一些索隐的结果和方法。
　　方鸿渐有钱锺书本人的影子，因为方的经历和钱有相似处。唐晓芙有杨绛的影子，唐、杨大学读的都是政治系，父亲也都是律师。赵辛楣有储安平的影子，赵是留美学生，储是留英学生；赵在华美新闻社供职，储在上海办过《观察》周刊。董斜川有冒效鲁的影子，冒效鲁家学渊源，是冒辟疆的后人。他父亲冒鹤亭，这与《围城》中董斜川的经历正好对应，冒效鲁夫人是一个画家，董斜川夫人也是。冒效鲁旧诗做得很好，一生与钱锺书唱和。
　　褚慎明有许思园的影子。许思园于1933年自印英文著作《人性与人之使命》一书，将人性划分为知解和性灵两部分，主张存天理、节人欲，仁义并行。《围城》中褚慎明常翻外国哲学杂志，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写信给他们，外国哲学家便回信赞褚慎明是中国新哲学的创始人，还要送书给他。褚慎明靠着三四十封这类信，吓倒了无数人。许思园《人性与人之使命》出版后，将其分寄给海内外著名人士，先后收到约翰·曼斯菲尔德、白克司、纪德、托马斯·曼、杜里舒、范佛勒、桑塔亚那、泰戈尔等人的回信，可惜“文革”中全部被毁。他到法国后，更遍访法国名人。《围城》中说，有位爱才的阔官僚花一万金送褚慎明出洋，而许思园出国曾得到吴稚晖的帮助。《围城》中罗素请褚慎明喝过一次茶，他从此研究数理逻辑。许思园与中国近代数学家华蘅芳有亲戚关系，所以自幼即喜欢钻研数学，后著有《相对论驳议》《从一种新观点论几何学基础》《波动力学的基础及其哲学含义》等。
　　苏文纨形象可能来源于赵萝蕤。先看一则掌故：
　　我学科考试那一天，俞平伯、周一良两位先生因事未来。钱先生一进来，陈梦家先生就以不那么友好的口气说：“江南才子钱锺书。”钱先生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上虞学人陈梦家。”兹后，在答辩过程中，梦家先生问了我一个问题：“敦煌壁画和唐诗有什么关系？”这个题目显然是有些含混不清，如果他问敦煌壁画或遗书对研究唐诗有何作用，那当然是可以的。所以我对这一问题犹豫了好一会儿未作回答。钱先生意识到这个问题本身是不大合适的，站了起来说：“这个问题我也不懂得如何回答。”不仅替我解了围，而且弄得梦家先生也有点不好意思。事后我一直想这样一个问题：梦家先生早年是新月派诗人，以后专攻甲骨文，与钱先生在业务上风马牛不相及，平时又没有什么接触，为什么两人碰到一起就会摩擦出火花？我所能做出唯一的解释是：在当时北京高校中，夫妇两位都是教授的为数不多，同为教授而且有一定声望的更是凤毛麟角。钱先生夫妇是名教授可说是尽人皆知的，而梦家先生的夫人赵萝蕤也是燕京大学外文系有名的教授，两家可说是旗鼓相当。但在名声上，总没有钱先生夫妇那么响亮。正因为这一点，使梦家先生心理上有点不平衡，一有机会就想刺一下，而钱先生当然不是好惹的，必然要采取“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办法予以还击。这是我认为两人之间发出不和谐音的症结所在。至于此外是否尚有其他原因，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这是周祖撰《百求一是斋丛稿》 (1)中《清华园旧事──忆钱锺书先生》提到的一个细节。
　　赵罗蕤和杨绛同时在清华读过研究院，钱锺书当时也恰在清华，
　　(1)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
　　赵罗蕤是叶公超的学生。《围城》写道：“苏小姐在里昂研究法国文学，做了一篇中国18家白话诗人的论文，新授博士。她的18家诗人里好像没讲曹元朗，再版的时候应该补上。”陈梦家《新月诗选》，1931年刊行，收徐志摩等18人的作品，但没有叶公超。
　　中国*早介绍艾略特的是叶公超，赵罗蕤*早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
　　钱锺书译洋人名字，很见机巧，他总是能找到洋人名字读音与中文恰当的对音，而对音字义又恰合洋人一般思想特质，对音字词的选择，包含了对洋人的判断及评价。钱锺书将弗洛伊德（Freud）译为“父老夺爱”，因弗氏潜意识理论源于俄狄浦斯情节，有乱伦意味；他译英国小说家劳伦斯（D·H·Hawrence）为“乱伦事”，因劳伦斯有本小说《儿子与情人》；他译艾略特（Eliot）为“爱利恶德”；桑塔耶娜（Santayana），钱锺书译为“山潭野衲”等。
　　叶公超很推重艾略特的诗。《围城》中曹元朗的议论，让人联想到叶公超对艾略特的理解。曹元朗说：“你只要看忽而用这个人的诗句，忽而用那个人的诗句，中文里夹了西文，自然有一种杂凑乌合的印象……诗有出典，给识货人看了，愈觉得滋味浓厚，读着一首诗就联想到无数诗来烘云托月。方先生，你该念念爱利恶德的诗，你就知道现代西洋诗人的东西，也是句句有来历的。”
　　由周祖撰提到的细节，可知钱、陈关系微妙，涉及赵罗蕤应在情理中。钱锺书将对陈、赵的感受，虚虚实实杂糅在小说里，也在情理中。
　　| |二钱与陈衍之关系
　　二钱是钱锺书和钱仲联。
　　二钱的关系以及和陈衍的关系，今人李洪岩、范旭仑、刘梦芙多有关注。特别是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 (1)及刘梦芙《二钱诗学之研究》 (2)中涉及相关史实至详至富。二钱关系与陈衍可判断为一个问题的两面，二钱关系，刘梦芙的判断是“疏而不亲”，陈衍在二钱中间。
　　(1)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2)　黄山出版社，2007年。
　　钱锺书亲近陈衍，一生基本不说陈衍的不是；钱仲联也尊敬陈衍，但时有微词，《梦苕庵诗话》所记甚多，对陈衍编的《近代诗钞》很有意见。陈衍选近代诗，有他自己固定的趣味，但也极重人情，当时即许多人诟病。诗选中闽人*多，把自己儿子和厨子的诗都选进去了。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中曾开他的玩笑说，张宗扬被命为“监造供应一切酒醋一员”，评为“此脯椽也，小人张，主人衍”，并引章士钊诗说：“石遗老子吾不识，自喜不与厨师邻”。陈衍是有性情、重人情的长者（钱锺书喜欢有性情的人）。其实陈衍何尝不知宗扬诗的好坏，他在《石遗室诗话》续编*后就专门说过“张宗扬读书至不多”，诗话*后一节还评论了张宗扬儿子的诗。与选诗，可认为容有不妥，与人际，则尽在情理，这可能恰是陈衍的可爱处。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中对二钱诗均有评价，这已为一般熟悉二钱关系者所熟知，此不具引。
　　1984年，钱锺书出版《谈艺录》补订本，讲到黄公度的诗时，特别补了一条：“钱君仲联笺注《人境庐诗》，精博可追冯氏父子之注玉溪、东坡，自撰《梦苕庵诗话》，亦摘取余评公度‘俗艳’一语，微示取瑟而歌之意”(1)，委婉表示钱仲联和自己的看法不相同。
　　(1)　《谈艺录》。1984：347。
　　1958年，钱锺书著文批评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这是二钱正面相遇的唯一公开事实，钱仲联没有正面回答，但也并没有完全接受钱锺书的意见，此后的往来就是相互尊敬和客气了。范旭仑读《容安馆札记》*细，他发现其中有两句对钱仲联的刻薄语，因是私人笔记，更见真实内心。二钱关系，可能从青年时代就约有隐情，或许与陈衍相关。
　　钱锺书《石语》开篇说：“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日，石遗丈八十生辰，置酒苏州胭脂桥寓庐，予登堂拜寿。席散告别，丈怃然曰：‘子将西渡，予欲南归，残年远道，恐此生无复见期。余以金石之坚，松柏之寿，善颂善祷。’丈亦意解。”
　　陈衍八十生辰，场面极大。《梦苕庵诗话》中有对此的详细记载：“乙亥浴佛日，为陈丈石遗八十寿诞。是翁老当益壮，强饭健谈，意态如五、六十人。是日四方冠盖往吴门祝寿者，不下数十人。有堂会，其女弟子魏新绿演《文昭关》之伍员及《坐宫》之杨延辉，老伶工贾福堂演《捉放曹》之曹操，赵栖云演《女起解》之苏三，电影明星徐琴芳演陈宫唱《落店》，极一时之盛。”(1)
　　(1)　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6卷第284页。
　　“乙亥浴佛日”是农历四月初八，公历1935年5月10日，与《石语》所记相合，可见同一天二钱都参加了陈衍的生辰。《梦苕庵诗话》描述了这个盛大场面后，用相当篇幅节引了钱锺书父亲钱基博一篇寿文，这篇寿文多是对陈衍的赞颂，但也有批评。钱基博后撰《现代中国文学史》，大体也是这个意思。陈衍认为“同光体”源自祁寯藻、程恩泽（《近代诗钞》首选祁寯藻），钱基博则以为“同光体”是由桐城派的刘大櫆、姚鼐到曾国藩一路下来，这才是“同光体”的诗学门径。这个学术见解，钱仲联和钱基博相同。所以钱仲联才说“此段论石丈诗至当，然亦不无弦外之音。”这个“弦外之音”即：“观其选定《近代诗钞》，意岂不欲开户牖、设坛坫者。何意嗣响无人，遂贻论同光体者以数典忘祖之讥。”(1)
　　钱锺书喜欢陈衍，除了个人交往和个性方面的原因外，与他们二人均喜“谈艺”相关。钱锺书的特点是特别善于从中外大量文学艺术活动以及人类的一般精神活动中总结规则，发现相同或者相异的现象并进行深入阐释，此点与陈衍的艺术趣味接近，当然也与陈衍在当时中国诗坛的地位相关。《石遗室诗话》实为中国近代诗史，当时各派大小诗人刊印诗集，多数有陈衍题签题词和序文，此点钱
　　(1)　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6卷第285页。
　　锺书也未能免俗。
　　陈衍当时每周往无锡国专讲学一次，《梦苕庵诗话》记载：“石遗丈老矣，而精神矍铄，卜居吴门胭脂桥。每来复日，犹能来无锡国学院讲学，与唐蔚师有同年之谊也。丈故学者，诗特余事。然所著《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衡量古今，不失锱铢，风行海内，后生奉为圭臬，自有诗话以来所未有也。近于三十二卷之外，复有续辑。海内诗流，闻石丈续辑《诗话》，争欲得其一言以为荣。于是投诗乞品题者无虚日，至有千余种之多。以杖朝之年，而办此苦差，名之累人如此。”(1)
　　陈衍评价钱锺书时说过：“钱默存近作，余已略话一二，兹得其所印今年初刊诗一小册，有甚工者数首。”此即指钱锺书当时自印的《中书君诗初刊》，可判断为是钱锺书送给陈衍指正的。钱仲联对陈衍的看法却很复杂，他认为《诗话》续编中“前编所未收者，多见于此编”，也一一指出了许多人，包括他自己和王蘧常，但没有提钱锺书的名字。钱仲联接着说：“欲知近十余年来诗风者，于此求之足矣。丈自言海内诗人奇到之集，已阅过者，殆满一间屋，而架上案头，有已选佳句不及收入者，尚不可胜计。限于时间与篇幅，徒呼负负。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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