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史

**章 早期铁器的审视
根据早期铁器的出土环境，可以对早期铁器的使用方式乃至其随时间、空间等变 化而发生的演变有进一步的了解。本章的论述以考古材料为主，但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文献资料。

1.1 文献资料

孟子与楚人许行之门徒陈相在大约公元前4世纪末曾有一场辩论，农家许行奉行 贤君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如若不然，则是对人民严酷。所及内容大致如下：

孟子问陈相：“许先生可是亲自用釜甑来做饭，用铁农具来耕作吗？”
陈相答曰：“是的。”
孟子接着问道：“那他用的釜甑与铁农具也是他亲自做的吗？”
陈相答曰：“不是，他用粮食来换。”
孟子道：“如果农夫用粮食来换取釜甑、农具等器物的行为，不算损害烧制陶器与冶炼金属工人的利益，那么陶匠与铁匠用所做器物来换取粮食的行为，难道就是损害了农夫吗？再说许行为什么不自己烧陶、冶铁，一切东西都只从自己家里拿来使用？为何还忙忙碌碌地与各种工匠以物易物？为什么许行不嫌麻烦？”
陈相回答说：“工匠需各司其职，当然不可能再兼顾农耕。”

这段故事出自《孟子》，很可能是由孟子的弟子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编纂的。由书中记载可以看出，铁制农具在这里已被当成了生活必需品。此时，在中国以外还未发现早期铁器如此普及的情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铁制工具的生产已作为一种专门的手工艺，社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汉代以前的文献中，还可以找到许多提及铁或铁器的信息。《吕氏春秋》中提到“慈石召铁”，被认为是与灵魂沟通的例子。《荀子》中有一段关于楚国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一场战争中失败的记载，其中提到宛城（楚国的一个城市，即今河南南阳附近）的铁矛有如黄蜂的毒刺般坚硬；楚国之所以败，不在其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而是在于没有良好的领导阶层。《韩非子·五蠹》中记载，舜统治时期，三苗部落曾对舜的统治不服，而舜帝通过手执盾牌与战斧在战场起舞，使其臣服于下。在对共工之战中，当铁刃利器刺到敌人身上，那些没有佩戴坚硬头盔与护甲的士兵便会受到伤害。通过舜对三苗、共工的战斗，说明情况变了，措施也要变，盾牌与（青铜）战斧在过去很有效，但现在却被铁制兵器所取代。
类似这样附带提及铁或铁器的情况，在公元前3世纪的文献中十分常见。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铁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是一种很平常的东西，但其中对铁或铁器具体使用方法的记载却言之甚少。《管子》尽管一直被视作是一部包含了许多晚期材料的综合性作品（通常认为成书于公元前250年左右），但在其《轻重篇》中可以找到一些更具体、更有趣的信息。马非百曾列举了一系列证据证明《管子·轻重篇》整篇成书非常晚，大概可以晚到公元1世纪或2世纪。在他的论据中*独特也*有趣的是《轻重篇》里的绝大多数奇闻逸事是照搬汉代有名故事而来，只是篡改了其中一些细节，让人易于相信这些是管子在公元前7世纪所述。乍看之下，马非百的论据十分有说服力，但其中有一个严重的漏洞，即他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便断定这些有关经济的章节皆出自同一人之手，而并未把它们当成是不同的个体来对待。如果对这些章节进行仔细考证，其中部分也可能是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但无论如何，单就研究战国经济史而言，当然*好还是避免使用《管子》。因为《管子》中有关经济事务的讨论，如果放到东汉时期的文献中会显得更为合理。
早于公元前3世纪的文献中对铁的描述非常少，即使有，这些文献本身或多或少都存在准确性、真实性或确切年代等问题上的争议。造成这种情况，或是因为在公元前3世纪之初，铁器的使用迅速普及开来。但在使用历史资料为证据的时候，“未提及”并不能代表“不存在”。我们可以通过铁器使用时间的考古学证据，对其传播与发展的情况给出更可靠的依据。

1.2 早期铁器的考古发现

这一部分主要分为两种情况。
**种是涉及某一具体考古发掘以及该遗址所出土的铁器，如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所发掘的558座墓葬（见1.3节），以及河北易县燕下都M44（一座包含大量兵士尸骨的墓葬，见1.10节）。这里从已发表的大量战国时期发掘材料中，挑选了一小部分来讨论，这些材料可以清楚地体现出某些具体器物的功能、地理上的变迁以及其年代序列的发展等。
第二种，是涉及某一类器物的讨论如带钩（belt-hooks，见1.7节）与长柄武器（shafted weapons，见1.11节）等。
所涉及的发掘材料均为汉代以前，大致涵盖了所有已知的汉代以前的铁器类型并配以插图。出于对工作量的考量，只有少部分才谈及细节。这些器物的使用基本贯穿整个汉代，且大部分延续时间达数百年。但年代限定也不绝对，如钩镶（hooked parrier，图五○）与长柄镰刀（scythe，图六六）的出现时间应在东汉以后。另外，在研究一些器物的具体使用方法时，文中使用了汉代甚至更晚的材料。
若干年前，黄展岳先生发表了文章《近年出土的战国两汉铁器》，对当时所发现的早期铁器进行了回顾，文中的总结或带着些许苦涩与无奈：

本文的目的是想通过对实物材料的变化和发展去探讨战国与两汉生产力的差别，可惜实际上是有困难的。
一、材料很零碎，报道一般很笼统、很简略，断代划分不严密，其间更难免有断代失实处，如古浪、石家庄出土的铁铧，可能就有问题。至于地面采集的铁器，只能作为研究分布问题的资料。
二、铁器冶炼技术的发展是判断生产效能的重要标志之一，可惜业务人员大多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也未加重视），多不报道；更因缺乏科学化验，因此，铁器的质地（生铁、熟铁或钢铁）及其冶炼法大多不明。
三、铁器名称很混乱，没有统一定名，同一铁器，往往出现异名。如郭宝钧先生称为凹字形锄及铁口锄的东西，李文信先生则称为凹字式锸，蒋若是先生则称为第I式铲、第II式铲。至于无插图、无图版、无尺寸以致无从稽查的铁器，为数更多，使分类统计工作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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