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

他有一颗水晶般的心
认识巴金先生已四十多年，真正和他熟识却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而拿笔写写他的事情，则是从80年代开始。
记得**次见到巴金，是在1954年的秋天。那时，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杂志社当编辑。由于复旦大学老师章靳以的关系，我先在靳以师家中认识了巴金夫人萧珊——那时都叫她本名陈蕴珍；再和她约定了到霞飞坊（今淮海路淮海坊）他们的寓所去看望巴金，向他约稿。
那是一幢新式里弄房子，共有三层楼，从20世纪30年代起，巴金就和朋友索非一家合住在这里，巴金挚爱的三哥李尧林也曾在此度过他生命的*后六年。
我**次去看望巴金，他和萧珊正在二楼前房，围坐在大圆桌边，逗着儿子小棠说笑。
萧珊见到我，拉住小棠的手要给我看：“让彭姐姐看看，棠棠是断掌。”
有着一对明亮大眼的棠棠却倔强地抽回他的小手，攥紧拳头要打妈妈。这时，巴金立马站了起来，笑着去阻拦，连连用四川话说：“好，好，爸爸来扯劝，爸爸来扯劝。”他是那么和蔼，那么慈祥。萧珊在一旁只顾幸福地笑着，这情景一直刻印在我的脑际。多么和谐幸福的家庭啊！
后来，我还到霞飞坊去过一两次，但印象都不深了，只记得有一次他们刚吃过大闸蟹，餐桌上还残留着红色的蟹壳。我在四川住过八年，知道四川人是不大吃螃蟹的，而萧珊是来自水产丰盛的宁波，对蟹的兴趣浓厚。看来，在生活习惯上，巴金或许已受了萧珊很大的影响。
转年，我再去约稿时，他们已搬到现在这幢带花园的小楼了。这里离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比较近，一有机会，我就带着爱说爱笑、性格开朗的李小林去参加少年宫的活动，和她有了很好的友谊。我向巴金约稿，常常请她“催催爸爸”。
1957年，巴金、靳以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联手在上海创办了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把我调到编辑部。从这时起，我与巴金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
巴金平日不来编辑部，刊物的日常工作由靳以处理，但有些重要文章和信件都要请巴金过目或处理。我经常为一些急事骑自行车往返于编辑部和巴金家里，听取巴金意见，带回他的手书……
《收获》只编辑出版了三年，因靳以师病逝和当时纸张困难等原因，而于1960年4月停刊。我调到《上海文学》编辑部，与萧珊同在一个办公室。她是在那里当义务编辑，我和她接触的时间多了而与巴金接触的机会减少了。后来，我和萧珊先后分别到农村和工厂参加“四清”，也很少见面。
1966年底，我从农村“四清”工作队调回作协参加运动。这时，巴金已被打成“黑老K”进了机关“牛棚”。不过此时，我又有接触巴金的机会，而且有一段时间，天天见面，一起劳动。
在1966年开始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中，人的本性都暴露无遗。人对人几十年的认识，都不如这几年中认识得深刻。
这一时期，巴金被隔离，被送往复旦大学住校接受批判，被赶到干校劳动……他处处都显得那么胸怀坦荡，善良高尚。当复旦大学一位学生见他从食堂买饭出来，紧紧跟在他身边，愤愤不平地诉说自己如何敬重他，巴金却温和地安慰对方说：“自己是应该接受帮助的。”他生怕学生因同情他而会受到批判。
当巴金被隔离在作协机关“交代罪行”时，他对别人揭发的不实之词，绝不违心地承认一句；也绝不为了想“过关”而讨好任何人。他一有空暇，就拿一本意大利文的“老三篇”，坐在作协三楼楼道边一只破条桌前背诵，只有小红书才允许看的。
巴金在“五七干校”劳动的那些时日，无论是给食堂送菜，还是为蔬菜田调和培养土，他都全力投入，认认真真。
就是在他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日子里，他还认真地对我说：“上面的政策有时是受到中间带阻碍的……”他还是很想念“上面”。
在小林即将分配到外地工作前，我曾把家里人全部安排外出，独自一人在家烧了一桌饭菜，请巴金一家人来散散心，可临到吃饭时，小林姐弟带来巴金的口信，说他因“问题”还没有解决，不来了。他是唯恐我受他的牵连。多么善良的人啊！
1977年，刊物编辑部重新组建，恢复工作，巴金的名字也出现在报刊上。不少文学青年或历次运动中遭遇不幸的人频频来信向巴金求助，那一时期，小林、小棠还未调回上海，有些信就由我代为处理。巴金常常让我代他从市场上购买文稿纸寄给求援的文学青年；对于有关朝鲜战场上某些事也认真予以说明……总之，他在百忙中，对每封来信都极重视，他那热情认真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这以后，我经常去巴金家里，听他讲讲过去的生活，讲讲对当前一些事情的看法，更多的是亲眼见到他如何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差不多每次都能感受到他身上的诚实和睿智、善良和真诚。我常常在想，巴金具有一颗水晶般的心，那么晶莹、那么透明。巴金的灵魂真美！他那无比高尚的精神，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于是，我按捺不住要把自己所见所感的种种事情写出来，我想用这些事实，从侧面让读者认识巴金，让他的这种精神影响更多的人！
巴金对我非常宽容照顾，应我的请求他讲了他的童年生活，与萧珊的恋情，以便我写出来。
我还向巴金说过很想写写他与冰心的情谊，我觉得他们两位文学巨匠有着相同的人品、文品，他们那种超凡脱俗、纯洁神圣的情谊应该流传。1995年12月，我久病以后，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他慈祥地对我说：“我很想帮帮你，但我没有力气，说话吃力，帮不了你的忙……”他是那么衰弱，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说话困难，我怎么能请他说这讲那呢。
“我不要你再讲什么了！”我很珍视过去从他那里听到和看到的他与冰心交往的一些细节。
他们之间的情谊，本是巴金的情感世界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这里必须注上一笔。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