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一世界

　　　　2019年是我入行30年，在人生中不长也不短。回头一看，其实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赶路，顾不上停下来。借这个机会我停下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天空，是件好事。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追逐成功者的时代，我也不能免俗，想成功，想证明自己。我一开始做人物访谈的时候，去世界各地寻找那些所谓成功的人，询问他们成功的秘诀和经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对成功的定义有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渐渐地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为了"成功"，大街上充斥着厚黑学之类的书籍，贩卖权术和心计，还有一夜致富的妄想，搅动着人心，又让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成了失败者；为了"成功"，我们污染了自己的土地、空气和水，再让重金属通过食物进入我们孩子的身体；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是不是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了身边的人，甚至忽略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越来越多的人焦虑、抑郁……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自己片刻的安宁，给爱我们和我们爱的人一个拥抱？我曾接到一个朋友发来的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新时代对成功的诠释已经悄然改变，它是活力与健康，而不是规模和权力；是自我的觉醒和接纳，而不是屈从于他人的期待；是多元包容的，而不是单一刻板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张海迪以残障之身刻苦学习、终有成就的故事固然让我敬佩不已，更让我感动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当有关领导告诫她应该把烫成大波浪的长发夹起来以符合"英雄模范"的标准形象时，她在进入人民大会堂、进入聚光灯中心之前的一瞬间，果断地取下了发夹，让一头秀发瀑布般地披在肩头。她不要做被造型的英雄，她要做真实的自己。　　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自己》。　　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到终于可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还能影响更多的人，帮助他们获得成功、进步，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但是，不断追求更大的影响力又何尝不是一种执念呢？一直追求"让世界因我而不同"的李开复在2013年被诊断出患有四期淋巴癌时，几乎崩溃。死亡让他重新审视自己奉为圭臬的信条。在佛光山，星云大师对他说："'*大化影响力'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人这样说的时候，通常都是给追求名利一个浅薄的伪装。问问自己的内心吧，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他认为人类不该一刻不停地计算、量化一切事物，侵蚀内心本真的东西。因为这会阻碍生命中真正能量的涌现--那就是爱。这让李开复有了向死而生，珍惜真爱的康复之路，这既是身体的，也是心灵的。　　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的。我做的*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当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我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把老师教的答案记住，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　　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在中国的学校，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在美国学校，老师很可能说，你自己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的同学解答。这可能是一种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种被学校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对如何提问没什么概念。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时，正好有一节是外教上的宗教课，他讲完了以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一个大教室里面，100多个学生，寂静无声，大家都羞涩地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人举手。教授非常生气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美金，说："谁要是问出一个问题，哪怕是再愚蠢的问题，我就把这一块美金给他。"我们都有一点受屈辱的感觉，作为一个学生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问题吗？记得后来我举手了，至于硬着头皮问了个什么问题，了无印象。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当时选修的一门课是社会学，因为我觉得做传媒的人需要有一些社会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我每天上课都准时到，作业按时完成，老师嘱咐看的参考书都看了，论文也写得还不错，可是到期末我发现所有的课程里面唯有这门课得了一个B，其他功课都是A或A-。怎么会得一个B呢？我就去找社会学的教授理论，问她你是不是搞错了。她翻看了一下我的记录说："的确你的作业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错，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惩罚，因为你上课从来不问问题，这就说明你上课的参与度不高。"当然后来我据理力争，申辩说因为刚来美国不久，有时组织语言的速度稍慢，往往刚想说就被其他同学抢了先，等等。老师看来是动了心，*终给了我一个B+。　　2010年10月，我参加了我的导师赵忠祥先生广播电视50年的研讨会。他18岁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个男播音员，68岁还在主持《人与自然》和《动物世界》。他讲当时他进入电视台的时候，电视台还是用胶片播出的。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是现场直播，机器上放着胶片，播音员现场配音。时间紧迫时甚至是一位撰稿人跪在地上写稿子，一边写一边改，而播音员就要字正腔圆、不慌不乱、毫无差错地念出来。当时的电视从业人员文字的功底，播报的功底，现场掌控的功底，真的不是我辈一朝一夕可以比及的。　　今天的电视技术已经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同时今天的传统媒体还是有很多的困惑。网络是巨大的挑战之一，很多历史悠久的报纸已经纷纷倒闭。　　网络**波冲击的是平面媒体，第二波则是电视媒体。视频网站、移动互联网的的蓬勃兴起不可阻挡，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坐在电视机前守候着一个节目开播，到在网络上自由地摄取各种个人需要的资讯娱乐组合。电视观众也已经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两大收视群体分别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龄化的趋势和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20～50岁左右的社会中坚力量、精英力量更多地从网络上获取他们需要的资讯和娱乐，即使是电视节目也常常是在网上搜索收看。在收视率的压力下，电视人必须要满足这两极化的需求，*后的结果往往是电视剧和综艺类的节目占据黄金时段。放眼全国的各省级卫星频道，几乎都把新闻压缩到*小，每晚连续播放2～3集的电视剧，再加上原创或引进的综艺类节目，访谈类、专题类节目已经都被移到11点以后了。这似乎是一个潮流趋势。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或不好，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现实，必须面对的现实。　　2010年我到台湾，专访了电视主持人蔡康永。数年前他在做《康熙来了》之前曾经主持一个电视节目《真情指数》。我当时看到这个节目在形式上与《杨澜访谈录》很相像，就主动跟他联系，希望两个人能联手做一个海峡两岸不同领域代表人物的交叉采访，但是后来由于电视台等方面的原因失之交臂了。在采访中我们俩探讨电视生态对于电视形态包括主持人风格的影响。他说他其实很羡慕我能把高端访谈做10年之久，它不一定是收视率*高的节目，但是能够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就会有高端产品，比如汽车、电脑、酒类品牌，为了维护品牌的定位和影响力来赞助这样的节目。在台湾，电视节目不能有品牌冠名赞助。　　在一切唯收视率是瞻的情况下，即使是晚间七点档或者八点档的新闻节目也变得更加娱乐化。如果大家更喜欢看一个醉汉跟警察打架，那么它一定会代替伊朗核危机的新闻。加上台湾独特的地缘政治因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比较少，所以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国际事务不是特别关心。即使电视台的主流新闻节目，也变得碎片化、娱乐化。蔡康永说："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你想要找内涵吗？那就不要到电视上来找。杨澜你如果能把深度访谈节目再做上10年，就太了不起了！"　　说到我与主持人职业相关的**次提问，还带有点温柔的对质。1990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那一年，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制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电视台**次在社会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传媒专业为限。记得她当时谈到《正大综艺》需要找一个很纯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种。轮到我自我介绍时，我反问她："为什么在电视上女主持人总是一个从属的地位？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纯、可爱、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够更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呢？"我当时其实是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表达自己的某种不满，但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给她留下了印象。后来我被通知去参加第二次面试，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试后走上《正大综艺》的舞台。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不可思议，无论是我的专业背景，还是家庭背景都跟电视毫无关系，而当时无论是制片人、部主任、正大集团还是台领导，居然能够起用一个完全没有专业培训的女大学生来主持黄金档的一个*重要的节目！现在回头看，我心存感激之余，也觉得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那时社会刚刚经历动荡，气氛沉闷，人们厌烦了生硬的电视语言，希望通过电视了解外部世界，在更人性化的交流中放松心情，有更多的空间来表达个性。《正大综艺》大概是中央电视台**个不需要主持人按部就班念稿子的节目。如果没有姜昆、赵忠祥这样的资深艺术家、主持人站在我身边，也许我也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自由度。因为他们已经功成名就，所有的编导都很尊重和信任他们，所以相对地也带动我有更多的机会表达年轻人的观点。包括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设计，那就是让赵老师代表受传统文化影响深、相对中庸的社会主流观点，而我更多地代表有一定国际视野的、有一点叛逆精神的年轻人，这样一老一少，形成某种冲突但又愉悦的气场，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颇有新意的。　　但是有一个事情还是可以反映当时整个舆论的环境跟今天有着多大的不同。我记得在节目开播的**集里我在主持词里加了一句这样的话："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大家在茶余饭后增添一些生活的情趣。"这话今天听起来稀松平常，但当年因为这句话我还受到过批评，部主任开会批评说这句话说错了："我们的电视是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怎么能只为大家增加一点生活的情趣呢？"今天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但是那个时候的媒体环境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去审视一个节目的时候，要看到它当时的社会环境，而不能够用一个绝对的尺度去评论它的制作水平或言论尺度。　　我也经常会听到读传媒的学生询问，如果要去国外深造读新闻专业，*好采用什么样的途径。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例，它在大学本科是不设立新闻学院的，通常也不鼓励学生从本科毕业直接上研究生。它更欢迎有专业背景和一定工作经验的人。今天的新闻时代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新闻事件的报道，并不是问了五个W（who，when，where，what，why）就可以写出一篇好的报道。甚至，今天人工智能在财经、体育类新闻的简单报道方面，速度已领先人类记者。今天的一个优质报道更多地与背景链接有关，即如何把一个孤立的事件放在一定的时间和社会背景的坐标上，给受众一个理解和思考的框架。而对背景的介绍通常需要比较专业的知识，他们更希望是由有专业背景的人进入到传媒的这个行业。相关知识越丰富，提的问题才越有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