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组织的法律规制困境与治理转型

　　《中国慈善组织的法律规制困境与治理转型：法律的限度与声誉的张力》：　　从国际管理经验来看，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与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方法也不同。世界银行曾经在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里，列出一个国家的*低限度职能、中级职能以及积极职能：①国家*低限度职能包括提供基础的公共物品和保护穷人，公共物品除了国防、法制、产权及宏观经济政策管理之外，还必须包括公共健康，保护穷人的措施则包括反贫困项目和灾难救助；②国家中级职能包括通过支持教育和保护环境解决外部性问题，规制水、电、煤气等公共品的供应以及反垄断，通过提供保险、规制金融业和提供消费者保护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通过提供具有再分配性质的退休金、家庭补助和失业保险来提供社会保障；③国家积极职能则包括培育市场和产业集群，以及进行财产上的再分配①。按照这一标准，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呈现的是倒置状态。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产业集群的发展上花费了大量力气。当然，这也使得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得以发展，打破了过去依附理论和世界系统理论时代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必然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的定论②。在全球化趋势的上升期，这一举措使得中国经济有了长达30年的增长，自由市场不受约束的发展对社会产生的恶性冲击的后果日益显现，大规模的腐败、诚信的丧失以及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使得保护社会被提上日程。　　第二，国家福利制度的转型。慈善组织的主要作用是弥补政府福利的不足，因此随着国家福利制度的转变，国家对慈善组织的需求日益旺盛。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发展期（ 1949-1983年）、快速发展期（1984-2006年）、重大转型期（2007年至今）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限于政治制度和经济状况，国家建立了依附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的社会福利体系，建立了城乡分割和封闭的社会福利制度。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部门的福利程度越高，当时的福利制度属于“补缺型”福利制度。政治上，国家着力于统一思想，通过单位制将社会整合起来，形成了便于管理的、僵化的管理模式；经济上，国家经历了抗战及国内战争，百废待兴，广大人民群众也没有多余的经济能力关注慈善活动。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从政治上和经济上为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原来的社会控制手段渐渐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出现了大量自由流动的人口，政府难以提供相应的福利；此外，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加大，人口的不断增加，老龄化的加剧，以及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家庭小型化等问题都促进了福利制度改革，为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从1984年开始，国家将社区服务确定为重要的社会福利性服务行业。政府认识到，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难以满足巨大的福利要求，需要广泛动员社会的力量参与进来，形成多元化的福利提供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