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他者.成为主体-人民文艺视野下中国当代作家知识分子叙事研究(1949-1966)

　　《超越他者，成为主体：人民文艺视野下中国当代作家知识分子叙事研究（1949-1966）》：　　三 “革命产生了恋爱”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爱情的选择其实就是革命的选择。《冲出云围的月亮》中，革命知识青年王曼英在初恋情人投降变节之后毅然与之决裂。悲观失望之际，革命青年李尚志的鼓舞催生了她继续革命的坚定意志和乐观精神。在共同的战斗中，两人产生了真挚的爱情。《野祭》同样展开了以革命为导向的爱情叙事。革命文学家陈季侠始而迷惑于小学教员郑玉弦漂亮的外表，很快与之热恋，而对对他体贴备至、“心皎洁得如同明月”但相貌平常的房东女儿章淑君的追求视而不见。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让他猛然惊醒。当此危急关头，因担心受到牵连，郑玉弦以“情性不合”为托辞与之划清界限。陈季侠鄙视她这种怯懦自私的举动和渺小阴暗的心理，转而怀念因求爱不成而全身投入革命工作的章淑君。他越来越觉得只有章淑君才是自己的知心爱人。可惜斯人已去，悔之晚矣。小说“从爱情的角度透视革命，以革命的选择来解剖爱情，写成了一个含时代性、甚至可以说带时代病的恋爱作品”，“在现在流行的恋爱小说中，可以说是别开生面。”①相似的语境，同样的追求，让后来的革命者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这种情况在“十七年”文学中比比皆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所以抛弃余永泽选择丁卢嘉川、江华，《红旗谱》里的严萍所以选择江涛而不选择冯登龙，就是因为卢嘉川、江华、江涛所持的共产主义信仰和英勇无私的革命精神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人格魅力契合了时代要求，顺应了历史潮流。在此，自私短视的余永泽和国家主义者冯登龙显然是无法与之相抗衡的。《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妹妹置自己的青春于不顾，执意要与从朝鲜战场复员回来的受伤军人结合，而不是找个正常人托付终身，同样是为了响应时代的召唤，基于信仰上的考虑。　　“从本质上说，政治决定家庭的选择走向，任何家庭都是政治逻辑的体现，但政治和家庭不是直接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二者之间有着文化、习俗等等中介，当文学忽视这种中介而将家庭和政治直接挂钩，家庭就会开始从个体的生活空间变成政治斗争的领地，政治由家庭的拯救者变成了家庭生活的干预者。”①由于有着明确而共同的革命理念为指引，爱情叙事始终以革命为旨归，浪漫的激情始终要受到政治理性的约束和引导，这是革命文学与“十七年”小说“革命+爱情”叙事模式的共同特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支配这些小说叙事的内在机制，对比是常用的叙事手法，正如杰姆逊所说：“只要出现一个二项对立的形式的东西，就出现了意识形态，可以说二项对立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