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问西东集

　　本书的**部分为“读书天下”，同读者分享读书特别是读天下书的体悟。尤其希望读者对美国人经常性争论美国是否在危机之中的现象加以思考。无疑，一个习惯于对国家地位及前途进行批判性反省和反思的民族是一个自信和进取的民族，反之，一个坐井观天、自欺欺人的民族*终会自取其辱。美国在不断自我更新、自我检讨，敢于承认缺陷和不足。其每两年一次的中期选举和四年一度的大选就是制度性对全面和全民思考与检讨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保证及落实。我也诚恳希望读者在读完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史研究动态一文后，想想为什么外交史学科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即告没落，国际史应运而生，开始崭露头角。而在今天的中国，外交史研究仍旧在民族-国家层面打转，无论在资料、观点，还是方法诸方面均无法突破。　　本书的第二部分取名为“知人论世”，即从**部分的读书转移到读人。旨在从新的角度分析一些政治家或像亨廷顿这样的学者的政治轨迹或学术人生。我不敢说自己的观点都对，甚至我今天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认识与当年写文章时已有不同。我之所以将此三篇文章收集在这里，其实是有检讨身为职业历史学人应该如何“知人论世”之苦心的。窃以为我的出发点和视角还是有点独到之处，因此不敢藏拙，放在这里，聊为抛砖引玉吧。本书的第三部分侧重“大战”遗产，由“读书”“读人”跳到解读重大国际事件。这里的“大战”当然是指**次世界大战。2018年系一战结束100周年。全世界都在反思这场战争的遗产。美国目前有上百个一战纪念碑或纪念馆。一战战败国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在汉诺威有一个很有影响的研究机构，从2013年起该机构已连续四年每年主办一战方面的学术讨论会，本人有幸参加了其中三次。德国政府在2014年以“一战爆发百年的欧洲思考”之名义在其外交部大楼召开一战讨论会，德国外交部长亲自出席晚宴，各国学者济济一堂，从多种角度反思这场“大战”。本人也十分荣幸，受邀躬逢其盛。自2014年以来，剑桥、牛津等大学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专著，从高雅的学术层面对这场战争加以研究，本人有幸参与由耶鲁大学温特教授主编并于2014年用英法两种文字出版的《剑桥一战史》的撰写工作，并为牛津大学出版社撰写了亚洲与一战的英文专著。2019年为巴黎和会100周年，国际学术界早在2016年即筹备2019年六月在巴黎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和会的意义、遗产和展示*高学术水平。本人应邀出任会议国际筹备委员会委员，2018年夏天委员会已结束明年参会论文的遴选。从这些个人卷入的经历可以说，一战的国际研究在如火如荼、大张旗鼓的纪念中进行。　　虽然本人一直认为一战与中国关系密切，但国内学术界对一战的关注、对一战与中国的关联缺乏深入研究，2018年国内固然有好几个关于一战的学术讨论会，但整体水平似乎有待提高。所以值此一战结束百年之际，收入过去本人从不同角度研究一战的中文文字，希望为促进国内的一战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本书的第四部分题为“亦中亦西”，收入的文字分别讨论美国在内战时期如何处理英国政府意图制造“两个美国”、美国所发动的越南战争的现代记忆及其影响，以及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遗产等题目。本人意图通过这三篇文章向读者展示所有历史都是国际史和共有的历史这一视野和观点。关注本人学术研究的读者也许知道，我长期以来一直研究国际史和共有的历史，并用英文分别在哈佛、剑桥、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国际史”三部曲和“共有历史”三部曲。　　本书的第五部分为“何以美国”，这里的几篇文章完全侧重美国外交史。横跨18至20世纪。分别涉及美国早期对法外交、威廉·亨利·西沃德（美国内战时期的国务卿）和美国亚太扩张政策、均势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以及西奥多·罗斯福（1898至1908年美国总统）的欧洲均势外交等题目。之所以用“何以美国”这一标题，是因为想从外交层面揭示美国何以成为美国这一国人十分关注的话题。得失与否，还是由读者诸君决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