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主义的衰落

前　言（节选） 一群学生正驱车高速驶向柏林。华兹华斯在谈论法国大革命时写道：“生命的黎明是乐园，青春才是真正的天堂。”诗人的所思所感刚好捕捉到我们当时的心绪。那是1989年，在冷战时代核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想要一睹这个时代符合自然法则的消亡，这种诱惑难以抵挡。身为学生，我们没有通知任何人就离开了学校：刚一听闻民主德国已经打开了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东西柏林正合为一体，旋即踏上了旅程。四个小时后，我们登上了从英国多佛港到比利时泽布吕赫港的渡轮。不到十八个小时，我们三个男生和两个女生，就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老年人，德国人、外国人一起，凿开了这堵墙。挥舞着凿子和长镐，我们也为这场历史性破坏运动的狂欢节做出了微不足道的贡献，和此前素未谋面、今后也不会再见的人之间建立起了友谊。一群西柏林人拥抱着我们，和我们分享他们的香槟。还有什么能比陌生人的香槟更适合庆祝这个新时代呢？两天后我们返回英国，全程宿醉未醒，惊讶的是居然避开了一路的超速罚单，每个人还揣着一小块柏林墙的碎片。我把它当作是此番出行的纪念品。我的导师留意到了我的旷课，不过他在听完我的理由后宽慰了许多。“我觉得这比其他情况好多了，”他在我把那一小片纪念品拿给他看时说道，“你玩得开心吗？” 我们被乐观情绪所感染。作为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专业（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简称PPE）的学生，我感到自己掌握着开启当下时刻历史意义的钥匙。批评者把PPE专业称为“破烂教育”（Pretty Poor Education）。他们说得或许有道理。但在那一刻，深夜时写作的论文中描述的危机似乎一并冒出来了。PPE还有一个不太贬义的同义词，叫作现代经学（Modern Greats），这个名称相较于牛津大学久负盛名的古典人文学科学位。从内容上讲，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与牛津经济学乏味的逻辑之间几乎难以找寻到可类比之处，但是它们都自负地认为西方思想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至少在这一点上，古代人和现代人之间不会发生争执。我们把它称为进步，或者说“进步论”——这种信仰是现代西方*接近宗教的东西。 柏林墙倒塌前不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历史的终结》。“我们可能目睹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而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这是人类政府的*终形式。”1他这般写道。尽管我并不赞同福山对于理想社会的看法，但我和他同样感到释然。一个巨大的障碍已从我们的未来中清除出去。20世纪尸横遍野的欧洲中心不会再度上演核武器武装的不同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短兵相接。分崩离析的欧洲大陆即将统一，而英国也不再置身事外。边境逐步开放。全球视野让人神往。一个单极世界即将来临。尽管20世纪尚未过去，历史却终于展开笑颜。这是通向21世纪的良好开端。 将近三十年过去，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大选获胜后不久，我来到莫斯科，受邀参加一个关于“多中心世界秩序”的会议——这是俄罗斯对于“后美国世界”（Post-American world）的表述。会议由普里马科夫研究所主办，该研究所以20世纪90年代担任俄罗斯外交部长和总理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名字命名，1999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接替他担任总理。当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柏林墙的废墟上手舞足蹈时，忧心忡忡的普京正在130英里外德累斯顿的克格勃（KGB）办公室（这个城市当时仍属于民主德国管辖）目睹着他的世界分崩离析。后来他把苏联的解体描述为“20世纪*大的地缘政治悲剧”。“多极化”这个词*早由普里马科夫提出，不过它似乎未能抵挡美国后冷战时期所向披靡的海洋霸权。普京重拾这个概念，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创造。作为全球必不可少的政治力量，美国从未热衷于“多极化”的想法。这就是华盛顿的自信，它甚至蔑视“多边主义”这个术语。一如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所说的那样：“它音节太多，还以‘主义’结尾。”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前身即克格勃）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和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出席了我在莫斯科参加的这场会议。尽管会议氛围严肃，但俄罗斯应该举杯欢庆。几个月前,在该研究所给我发出邀请后，我转头便忘了此事。11月9日，美国总统大选后的次日早晨，当我试图理解即将到来的新世界时，回想起了这个邀请。这天距离柏林墙倒塌恰好整整二十七年，这个巧合不禁令人毛骨悚然。物极必反。美国刚刚选举出了一位崇尚修墙的总统。1989年，当普京审视着他轰然倒塌的世界时，我们正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疾驰，而唐纳德·特朗普正在推出一款棋盘游戏，名叫“特朗普游戏”。游戏拥有自制的纸币，以财富积累为规则，与“大富翁”游戏惊人地相似——唯一的不同之处是骰子上的数字6被字母T取代。不出所料，这款游戏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没有记录表明特朗普对于柏林墙的倒塌发表过任何正面或负面的看法。无论如何，所有这些似乎都已成为陈年旧事。美国居然选出了一个崇尚俄罗斯从政方式的人。他的竞选甚至有可能得益于莫斯科的援助。俄罗斯人还会欣然接受我迟到的参会函吗？他们居然接受了。 接下来的会议就像是一门如何用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的速成课。我毕竟学过历史专业（尽管我希望自己现在能够更具怀疑精神地看待历史），我为我们的俄罗斯东道主如此频繁且充满敬意地提及维也纳会议而感到震惊。维也纳会议召开于1814至1815年，它正式宣告了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并且开启了近一个世纪的稳定局面，直至**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确立新秩序的，是由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以及*重要的俄国组成的四国同盟。特朗普的胜利为俄罗斯在多中心世界重新回归大国的历史地位开启了一线希望。多中心世界里，每个国家都欣然承诺不会做任何破坏其他国家内部合法性的事情。不再谈论民主的不可或缺，或是美国领导下的全球秩序。这正是普京所渴望的。至于克里米亚——普京在2014年出兵克里米亚，触发了由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的“蜘蛛网”——它融入祖国如今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克里米亚只是恢复到它1954年之前的状态，当年莫斯科在行政上相继放宽政策，把它让与当时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奥巴马执政期间的国务卿约翰·克里谴责俄罗斯，声称从现已独立的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是对历史的侵犯。他说：“没有国家会在21世纪还像19世纪那样，制造完全欺诈性的借口入侵另一个国家。”但这就是世界运作的常见方式。美国在21世纪对伊拉克做了同样的事。在莫斯科的眼中，历史已经复归，没有什么必然会发生，尤其是自由民主。其他地区，如安卡拉、开罗、加拉加斯，甚至布达佩斯，它们和俄罗斯一样对西方的观念怀有敌意，一如西方本土与日俱增的叛教者。他们错了吗？ 本书中我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要声明的是，没有什么是预先设定的。如果一个人的成长轨迹伴随着民主的崛起、市场经济的传播以及全世界对《世界人权宣言》表现出的认可（即使其中大部分只是口头上的支持——就像他们说的，伪善是恶人对善行所表示的敬意），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已经够麻烦了。这场辩论不是很久以前就解决了吗？人类自由的前进之路不是势不可挡吗？难道不是全世界都渴望成为西方人吗？对此，我们不再有任何信心。相信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会被动地采纳我们的发展模式无疑是相当傲慢的。那些依旧相信西方模式必然会取得胜利的人可能要反躬自问，促成其价值观的是否只是信念，而非事实。我们必须对我们所学的从未质疑的东西持怀疑态度。我们的理智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经受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