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昨日世界:茨威格自传/部编教材名家自传

　　**章 太平盛世　　我们在一片静谧中成长，　　忽然被抛进了纷繁的世界，　　惊涛骇浪冲袭而来，　　我们对身边的一切兴致勃勃，　　有些我们钟爱，有些我们厌倦，　　并且时时刻刻隐藏着不安，　　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　　却又被种种尘世的烦扰冲乱。　　——歌德如果我试图为**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就是我成长的那个时期找到一种简单程式的话，我希望将其称之为太平的黄金时代是*贴切的。在我们这个几乎延续了千年的奥地利君主国，仿佛一切都是永恒不变的，而国家本身就是稳定的重要保障。议会是公民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相应地认可了公民被赋予的权利，而且公民的每项义务也有确切的规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以闪亮的金币形式流通的，从而保证了它的持久流通性。每个人都知道他拥有多少财富或是有权赚得多少钱，以及自己的权利和禁忌。任何事情都有自身的标准、尺度和分量。拥有一份财产的人能够准确地计算出每年的收益，公职人员和军官也能自信地在日历中找到晋升的日子或退休的时间。每个家庭都会留出食宿、旅行和消遣的固定开销，除此之外，还一定要预留一小部分钱以备疾病和意外之需。房产是人们为后人留下的*稳固的家园，农场和商铺也都是世代传承。当一个婴儿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它的**笔钱就作为未来的储备金被放入储蓄罐或者存入银行了。在这个广袤的帝国，一切都固守在以年迈的皇帝为首的、自己被指定的位置上。人们知道或者相信一旦老皇帝去世，新皇帝会继位，而且什么也不会改变这种既定的秩序。没有人想到过战争、革命或暴乱。在一个理性的时代，所有极端和暴力事件似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安全感是千百万人*渴望的财富，也是人们共同的生活理想。只有安全感十足的人，他的生命似乎才有价值。期待安全感的人越来越多，已经延伸至更广泛的阶层。*初只有发达之人才享有这种优势，而后广大民众也逐渐向这个目标迈进。保险业在太平的年代中盛行。人们为房产上了防火、防盗险，为土地上了防雹、防灾险，还上了预防意外和疾病的人身保险。人们购买了养老保险，并将一份保险单放入女儿的摇篮里作为她将来的嫁妆。*后，就连工人们也组织起来，争取到了合理的工资和赔偿。用人们攒钱以购买养老保险，并提前为自己的葬礼支付了一笔丧葬费用。只有不担心将来的人才会完全享受眼前的生活。　　虽然人们谨慎、克制地生活着，但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抵御任何命运的侵扰。其实这种深信不疑中包含着严重的、危险的自负。生活在十九世纪自由的理想主义中的人们真诚地相信，他们正行进在一条笔直而平坦的道路上，并*终走入一个*美好的世界。人们经常鄙视早前充满战争、饥荒和暴乱的时代，认为当时的人类尚未成熟和开化。在他们眼中，各种罪恶和暴力的痕迹都会在几十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代人带着一种宗教般的信仰，坚信社会进步会持续推进且势不可挡。人们开始更多地相信进步而不是宗教，同时，这种理念似乎正被日新月异的科技奇迹证实。实际上到了这个和平世纪的末期，普遍的进步便以更快的步伐、更加鲜明而丰富地表现出来了。黑夜里，电灯取代了昏暗的街灯。无论在主要的街道上，还是在延伸的小巷中，人们都能透过橱窗看到商店里闪耀着的诱人光芒。归功于电话的发明，人们可以长途通话；人们出行乘坐的不再是马车，而是飞驰的车辆；人们可以飞翔在空中，实现了伊卡洛斯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的儿子。代达罗斯给儿子做了一对小翅膀，教他如何操纵，并警告他远离太阳。然而飞翔的时候，兴奋的伊卡洛斯越飞越轻、越飞越高，*终羽翼上的蜡被阳光融化，羽毛散落，伊卡洛斯坠海而死。的梦想。便利的生活设施已经从时尚的府宅走入中产阶级的家庭。人们再也不必从水井或水渠中打水，不必费力地生火了。环境是干净又卫生的，污浊肮脏的状况已不复存在。由于人们进行了体育锻炼，身体显得更加健美了。瘸腿、残废、甲状腺肿大的人在街上已愈发少见。所有的奇迹都是由进步的天使——科学实现的。进步也体现在社会方面：公民每年都获得新的权力，司法执行更具人性化。即便是*突出的问题即帮助广大民众摆脱贫穷，也显得不再那么棘手。更广泛的阶层被赋予选举权，从而有可能以合法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为了无产阶级生活得更健康、更快乐，社会学家和学者们竞相献言献策。所以毋庸置疑的是，这个世纪为巨大的成就深感骄傲，并将每个十年的结束看作下一个更美好十年的开始。人们很难相信欧洲各族人民还有可能被战争推回到野蛮的年代，就像人们不再相信鬼魂的存在一样。我们的父辈信心十足地认为，宽容与和解是可靠且有力的约束社会的手段。他们确信无疑的是，国家和派别间的分歧和界限将融入共同的、人性化的和谐状态。这样整个人类就会共同分享世间*宝贵的财富——和平与安全。　　我们这代人早就从词汇中删去了“安全”一词——它不过是一种传说罢了。我们有理由嘲笑那一代被理想主义蒙蔽的人们。他们乐观地幻想着：人类的道德会与科技进步上升到同等的高度。而作为新一代人，我们已学会不再惊讶于任何兽行，预料到未来的日子会更糟糕，因而对人类道德进步的可能性持更怀疑的态度。我们必须承认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类的文化和文明薄如白纸，随时随地都会被潜意识的毁灭力量穿破。这个世界没有人们的立锥之地，没有公平正义，没有自由和安全，但是我们还得去适应它。就生活而言，我们很早就否定了父辈们坚信的那种人性会得到迅速持续提升的信仰。对于我们这些在阴森恐怖中接受教训的、一场灾难的见证人来说，当我们一下子被扔回人性倒退了一千年的时代时，父辈们轻率的乐观主义的确显得迂腐透顶。尽管那是他们认可的一种美好且高尚的幻想，却仍旧比今天空洞的口号更人性化，也会带来更丰硕的成果。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彻底抛弃那种幻想，尽管我之后认清了一切并大彻大悟，因为一个人在童年时代呼吸到的时代气息已深深浸入他的血液中了。不管每天有什么在我耳边喧嚣，不管我和无数与我同病相怜的人在磨难中遭受过什么，我还是不能完全背弃青年时代的信仰：不管怎样，一切终将好转起来。即使在今天，当几近失明的我们带着被扭曲的、破碎的灵魂在绝望的深渊摸索向前时，我仍会时时抬头仰望那些曾照耀我童年的、恒久闪烁的星辰，并且带着遗传性的自信安慰自己：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倒退不过是永远向前的节奏中的停顿而已。今天，狂风暴雨击碎了往日安逸的世界，我们也终于明白太平盛世只剩下了断壁残垣。我的父母在这里居住过，感觉它固若磐石。从来都没有一场风暴甚至是一股强风闯入过他们温馨惬意的生活。诚然，他们拥有一种抵御时代风雨、修补裂缝的特殊保障：他们是逐渐致富的有钱人，而且会更加富有。对我而言，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是所谓的上流犹太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个阶层为维也纳文化带来那么显著的价值，得到的报答却是被彻底地清除了。其实，就我所讲述的他们宁静的、舒适的生活，其中的个人色彩并不明显：在当时财产有保障的十九世纪，有一两万与我父母类似的犹太家庭生活在维也纳。　　我父亲的祖籍在摩拉维亚。在那个小镇里，犹太人和当地农民以及小市民阶层能够友好地相处。他们完全摆脱了低人一等的感觉，也没有加利西亚人或东欧犹太人身上显而易见的烦躁不安。农村的生活锻炼了他们强健的体魄。像当地农民行走在田间的样子一样，他们走起路来也是沉稳矫健的。他们很早就从正统的宗教中解放出来，成了时代宗教——进步的狂热信徒。在自由主义时代，他们支持议会中*受敬重的议员代表们。从故乡移居到维也纳后，他们便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首都高层次的文化环境。他们个人的崛起是和整个时代的普遍飞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转变的模式中，我的家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我的祖父是个纺织品经销商。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奥地利出现了工业转型的浪潮。由于从英国进口的自动织布机和纺纱机的合理设计，其产品的价格远远低于传统手工纺织品的价格。犹太商人的商业洞察力和国际眼光与生俱来。正是他们首先在维也纳看到了工业生产转型的必要性和优势所在。他们通常都是利用有限的资金，快速建起临时的、起初以水为动力的工厂，而后这些厂房又逐步发展成控制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规模可观的波西米亚纺织工业中心。作为更早年代的典型代表，我祖父从事的是成品贸易，然而我父亲则决意要迈入新的时代。三十岁时，他在北波西米亚创办了一家小型织布工厂。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工厂已经逐步地、系统地发展成一家规模相当的企业。　　虽然这个转型时代的前景诱人，我父亲却是完全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以审慎的方式进行扩张。这也体现出了他温和、不贪婪的本性。他深受当时时代信条的影响：“安全**”。对他而言，拥有自己投资兴建的稳固（那个时代的一个流行语）企业，比依靠银行贷款和抵押去创建大型企业更加重要。他一生中*大的骄傲，就是人们从未在任何汇票或期票上看到他的名字，他在罗斯柴尔德银行（不用说是*可靠的银行）的账户也始终处于贷方的地位。任何需要承担哪怕是一点风险的收益都有悖于他的原则，他在一生中也从未涉足过任何其他人的生意。如果他还会越来越富有，原因并不在于他大胆的投机或独具眼光的经营打理，而是归功于他对那个审慎时代普遍法则的适应，即将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作消费，把逐渐增长的收益用作投资。同他们那代的大多数人一样，看到一个将自己半数收入无所顾忌地吃光喝光、不考虑未来（这个安全时代的另一句流行语）的人，他会怀疑他是个废物。由于财富的不断积累，同时国家和工业债券能带来高额的收益，在当时那样持续繁荣的时代，国家从未想到要在即便是巨富的财富中多征收几个税点，因此也可以说逐渐致富只不过是一种保守被动的生财方式。然而这样做是值得的。当时还没有像后来通货膨胀的时代那样，节俭的人遭到抢劫、审慎的生意人受骗上当，正是有耐心、不做投机生意的人才是*大的受益者。　　由于我的父亲遵循了他那时代普遍奉行的原则，五十岁时他就算得上是巨富了，即便以国际标准来看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家庭的生活状况却没有跟上财富持续增长的步伐。家里逐渐添置了一些小的、舒适的生活设施；我们从一所小房子搬到了大一点的寓所里；春天里，我们下午出门的时候会租用一辆马车；旅行时我们乘坐卧铺车的二等车厢。直到五十岁时，我父亲才允许自己享受一次奢侈的生活——某个冬天他与我的母亲在尼斯住了一个月。我父亲坚定不移、一贯奉行的原则就是以拥有但不炫耀财富的方式来享受财富。虽说已经是百万富翁了，但他从不吸进口雪茄。就像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一样，父亲只吸便宜的弗吉尼亚牌雪茄、政府垄断的特雷不柯牌雪茄等大众化的方头雪茄。玩牌的时候父亲也会下很小的赌注。他始终固守着既享受舒适生活又谨慎克制的生活方式。虽然比大多数同行更有教养、举止更得体——他弹得一手好钢琴、文笔优雅简洁、会讲英语和法语，但他坚决抵制任何荣誉和职位，一生中也从未寻求、接受过任何头衔或高贵称号。以他大工业家的地位，他完全可以经常被授予这些荣誉的。他从没向任何人提出过任何要求，也没有被迫说出“请”或“感谢”之类的话。对他来说，深藏于心的自豪感比任何外在的认可都重要。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现类似父亲性格的阶段。父亲奉行的不张扬、默默无闻的生活个性，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开始在我的身上更强烈地展现出来。这种性格与我的职业相距甚远，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是要将自己的名字和本人公之于众的。然而出于同样的内心自豪感，我也一贯拒绝任何外在的荣誉。我从未接受过任何奖章、头衔或协会会长的职位，也没从属过任何学会、委员会或评委会。就连坐在一场宴会的桌旁对我来说也是种折磨。一想到要有求于人——即便我是代表他人，开口之前我都会口干舌燥。我知道，在一个只有靠欺骗和逃离才能保持自由的世界上，就像歌德老人曾经明智地说过的那样：“奖章和头衔可以保证你在人群里不被挤来挤去。”像我这样的自我克制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正是存在于我身上的父亲的精神和他深藏于心的自豪感，使我不能走相反的路。所以我应该由衷地感谢父亲为我留下的唯一宝贵的财富——心中的自由感。我母亲的家族姓布雷特豪尔，是与我父亲截然不同的、带有国际化色彩的出身。她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从小就能流利地讲德语和意大利语。如果她想与我的外祖母或她的姐妹谈些仆人们不该听到的话题，就改说意大利语。很小的时候我便吃过意式烩饭和当时罕见的洋葱头，以及地中海地区餐桌上的特色美食。每次踏上意大利的土地，我都有回家的感觉。但是我母亲的家人并不都在意大利，因为他们是要成为一个足迹踏遍世界的大家族的。他们遵循着著名犹太银行世家的传统，以开设小型银行起家，很早便从瑞士边境的一个小镇霍赫纳姆斯辗转至世界各地：有的迁至圣加伦，有的走入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到了意大利，我的舅舅则远赴纽约。国际间的交往抬高了他们的身份，拓展了他们的眼界，因而也更能凝聚家族的荣誉感。在这个家族里再也没有小商小贩，取而代之的是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和医生。家族成员都会讲几种语言。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在巴黎的时候，在我姨妈的家中，亲戚们能够随意转换语言。这个家族也非常团结。每当穷亲戚家的女孩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家族成员们就会凑出一笔不菲的嫁妆，以免她降低身价嫁人。虽然我的父亲是位受人敬重的工业家，但是我的母亲从不愿将两家的亲戚一同比较谈论，尽管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美满的。每个姓布雷特豪尔的人始终带着出身名门的家族荣誉感。多年以后他们其中的一位为了讨好我，曾放低身段对我说：“你不愧是布雷特豪尔家的子孙。”他仿佛是在说：“你算是生在好人家了。”　　还有一类靠自力更生发迹壮大的犹太家族。我和哥哥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有时愚蠢，有时讨厌。我们总是听到他们在讲什么人高雅，什么人低俗。他们要调查每个朋友的身世，看他是否属于上流出身，就连朋友的亲戚和财产也不漏过。在家庭聚会和社交场合中，等级评判成了频频提及的话题。其实这是*可笑且势利的，因为犹太家族的发源地只有一个，而且他们都是相继从那里迁徙出来的，前后也不过五十到一百年的时间。在我们男孩子的眼中，显示高贵出身的做法只不过是佯装贵族的人在惺惺作态罢了，但是后来我才意识到，这种想法体现了犹太人生活中*秘密、*不为人知的意图和倾向。人们总是认为财富至上一直是犹太人的终极目标，然而这是*错误不过的观念了。其实，犹太人只不过将财富看作实现*终理想的基石和途径而不是目的。犹太人的理想和愿望，就是在精神领域里提升自我。在东欧正统的犹太人身上，整个犹太民族的弱点和优势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在他们身上，我们甚至看到了精神高于一切的*典型体现：一位虔诚研究《圣经》的学者在其犹太群体中的地位远远高出一个富翁一千倍。腰缠万贯的父亲情愿把女儿嫁给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也不愿嫁与商人为妇。这种赋予知识分子*高社会地位的做法，在犹太人的阶层中比比皆是。就连那些顶风冒雨、肩扛背包的穷人小贩，也愿意牺牲一切供儿子念大学。如果某位家族成员跻身知识界，如当了教授、学者、音乐家，这就是整个家族的身份或荣耀，仿佛他的家族凭借他的成就就会高高在上似的。犹太人在潜意识中会竭力避免成为没有道德、令人讨厌、心胸狭窄、视一切为交易和买卖的人，渴望步入与金钱毫无瓜葛的知识阶层，并会为此不懈奋斗。坦率地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好像要拯救自己和整个民族于拜金歧视之苦似的。于是在一个犹太家庭中，对财富的渴望在两代人至多三代人身上显现之后就淡化消褪了。正是在家族产业日益兴盛的时候，儿孙们却抵制继承父辈的银行、工厂、兴旺商铺。比如说，有位罗斯柴尔德勋爵成了鸟类学家，有位瓦尔堡是艺术史家，有位卡西雷尔成了哲学家，有位赛松是诗人。这些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取得艺术成就的犹太人都被同样的潜意识所左右，意欲与残酷的金钱利益划清界限，并渴望通过进入知识阶层来摒弃纯粹的犹太气质，从而达到人性的*高境界。一个上流犹太家庭并不只代表与之相配的社会地位，而是要通过对另一种文化的适应，甚至可能是对所有文化的适应，来摆脱犹太社区强加于犹太人身上的一切缺陷、狭隘和小气。但是，由于后来大量犹太人成为知识分子、进入知识领域，于是就像当初局限在纯物质领域一样，犹太人又遭遇了灾难。这也许就是犹太民族命运中永恒的矛盾吧。几乎没有任何一座欧洲城市像维也纳那样钟情于文化理想。正是因为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奥地利在几个世纪之中既没有政治上的野心，也未进行过军事侵略，国家的自豪感也就更强烈地体现在追求艺术至高无上的地位上来。在曾经统治欧洲的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曾经*重要的区域如德意志、意大利、弗兰德斯、瓦龙早已脱离出来，只有朝廷的珍宝、千年传统的呵护者——首都维也纳始终守护着帝国古老的荣耀。奥地利的城墙*初由罗马人兴建，也是保护拉丁文化、抵御侵袭的堡垒和哨卡。一千多年以后，奥斯曼人向西的侵袭推倒了这座城墙，尼伯龙根人也来过维也纳。不朽的音乐巨星光芒四射：格鲁克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von Gluck，1714—1787年），德国作曲家，创作过歌剧《阿尔西斯特》等。、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欧洲文化的一切思潮都在维也纳汇聚。无论在皇室贵族中，还是在百姓中间，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匈牙利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兰西人、弗兰德斯人无不血脉相连。这座音乐之城的独特天赋，就是将所有对立的事物和谐地融为一种崭新的、属于奥地利和维也纳文化的独一无二的文化中。向来愿意接纳新生事物的维也纳将各类各色的人物吸引过来，使他们得到了放松、安慰和平静。在思想相通的氛围中生活，人们倍感甜蜜。不知不觉地，每位维也纳居民都荣升为超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和世界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