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

政治理论的社会史
　　“政治理论的社会史”是本书的主题，它以下述前提为起点：过去的伟大政治思想家都热切地介入了他们时空中的议题。甚至当他们以高屋建瓴的哲学视角，在与其他时空的其他哲学家对话中处理这些议题时，亦复如此；甚至，或者说尤其是当他们试图把自己的思考转化成普遍而永恒的原理时，亦复如此。通常，他们介入的方式是带有党派性地忠于一项特定的、可辨识的政治事业，甚至直言不讳地表达特殊利益，即某一特殊党派或阶级的利益。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信奉，也可以在一种更为广阔的对良好社会和人性理想的愿景中得以表达。
　　与此同时，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并非党徒或鼓动家。政治理论无疑是一项劝说活动，然而，它的方法是在真诚探索某种真理的过程中，运用理性的言说和论证。纵然“伟人”有别于较次要的政治思想家和行动者，但那也绝不体现为他们较少人性、较少浸淫于历史中。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探索正义概念时，或者当他概括知识的不同层次时，他确实在开启宏大的哲学问题，也诚然是在探究普遍、超验的真理。但是，他的问题同他的答案一样，是由他对雅典民主的批判性介入所驱使的（正如我在随后一章要论证的那样）。
　　承认政治思想家的人性和历史性介入，绝不是菲薄他们或否认他们的伟大。无论如何，不让观念受到批判性的历史审视，就不可能评价他们对普遍性或超验真理的主张。此书的意图当然是考察*重要的政治思想家的观念，但这些思想家将总是被当作活生生的、积极介入的人，他们不仅沉浸在其哲学家前辈遗赠的既有观念的丰厚智识遗产中，倚靠着特定于他们时空的可用语汇所布成的背景，还置身于塑造了他们眼前世界的社会政治进程所形成的语境中。
　　在历史背景的概念中，这种政治理论的社会史从某些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基本前提出发：人类进入他们与彼此、与自然的关系中，以此保障自己的生存和社会再生产。为了理解任何时空中的社会实践和文化产品，我们需要对以下事情有所了解：生存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人们获取生活所需物质条件的具体方式，某些人使用他人劳动的方式，生产者与占有他人产品者之间的关系，源于这些社会关系的财产权形式，以及这些关系如何表现在政治的统治、反抗与斗争中。
　　这当然不是说，从一个理论家的社会地位和阶级中，就可以预测或“读出”他或她的观念。我仅仅是说，任何政治思想家所面对的问题，无论看起来多么永恒和普遍，都是以具体历史的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剑桥学派同意，为了理解政治理论家给出的答案，我们必须对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心领神会，而不同的历史背景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然而，对于政治理论的社会史来说，这些问题不只是通过公开表达的政治辩论而提出的，也不只是在哲学或高层政治的层面提出的，而且是通过社会压力和张力（它们在政治舞台之外、在文本世界之外决定着人类互动）而提出的。
　　这种进路不同于剑桥学派的进路，这既体现在被当作一个“语境”的事物的范围上，也表现在把握历史进程的努力上。像“效忠争论”和“排斥法案危机”这样的意识形态事件，可以让我们对一位像霍布斯或洛克这样的思想家有所了解；但是，除非我们探究这些思想家如何将自己置身于当时正在塑造着他们世界的更宏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就很难看出，如何区别伟大的理论家与旋踵即逝的政论家。
　　社会关系、财产权形式与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长期发展，确实会偶然地爆发为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争论；并且毫无疑问地，当历史*为剧烈地挤入文本间或话语传统间对话的时刻，政治理论往往会一夜东风花千树。但是，像约翰?洛克这样的重要思想家，在确实回应特定的、短暂的政治争论时，也同时会提出更大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有关更大的社会转型和结构性紧张（尤其是我们将之与“资本主义兴起”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财产权和国家。毋庸赘言，洛克并不知道他正在观察的是我们谓之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他的确在应对它独特的财产权、阶级关系和国家转型所提出的问题。把他从这个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剥离，就贬低了他的着作和它烛照自己的历史时刻（更不必说一般“人类境况”）的能力。
　　如果说不同的历史经验引致了一系列相异的问题，那么，在不同的“话语传统”中也可以观察到这些差异。举例来说，仅仅谈论由一种共同的文化和哲学遗产所界定的西方或欧洲的历史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寻找各种财产关系形式、各种国家形成过程之间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使某一欧洲社会有别于其他，并产生出不同的理论质询方式以及政治思想家所要解决的一系列不同问题。
　　“话语”的多样性，并不仅仅表达着个人甚或是民族在智识风格（它存在于跨越地理和时间界限参与彼此对话的政治哲学家当中）上的特性。政治哲学家思考的不只是哲学传统，还有政治生活设置的问题，就此而言，他们的“话语”大相径庭，大部分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政治问题相去悬殊。例如，即使对于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这样的近邻来说，国家问题也历史性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即便“反复出现的问题”也会以千姿百态的形式出现。何者将成为一个突出议题，会根据主要争夺方的性质、起作用的互竞社会力量、相互冲突的紧要利益而有所不同。现代早期英格兰“致力改良”的地主和依靠保留公共荒地而谋生的平民之间的斗争，所产生的问题结构会不同于法兰西农民、领主与苛税国家之间的问题结构。即使在相同的历史配置或国家结构中，对于农民或平民而言成为问题的事情，对于乡绅、领主或王家官员则不必然如此。我们要承认，历史为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提出了问题，而辨识这些特定问题是重要的，或者说，我们要承认，他们所参与的“对话”并不单纯是同无根无绊的哲学家之间不受时间约束的论辩，而是同既包括统治者也包括反抗者的活生生历史行动者之间的接触。但是，承认这些，并不需要把他们贬低成这种或那种社会利益的“职业打手”。
　　这样讲并不意味着，其他时空中的政治理论家对我们自己无话可说。历史的语境化与历史的“相关性”之间并不存在反比关系。相反，历史的语境化是从“经典”中获取教益的一个基本条件，这不仅因为，它让我们对思想家的意思和意图有更好的领会，而且因为，只有在历史语境下，理论才走出纯粹抽象的王国，踏入人类实践和社会互动的世界。
　　仅仅因为都是人类，我们就肯定与我们的前辈分享着共同经验，而且，在人类数个世纪以来掌握的实践中，我们像我们的前辈一样参与过的不计其数。这些共同经验意味着，过去的伟大思想家曾说过的东西，大部分对我们而言依然现成可用。但是，要让政治理论经典产生丰厚的教益，仅仅承认人类和历史经验中的这些共性，或从经典中挖掘某些抽象而普遍的原理，是不够的。历史化就是人化，把观念从它们自身的物质和实践背景中剥离，就会使我们错失与它们进行人类接触的机会。
　　还有一种司空见惯的政治理论史研究进路，就是把理论从它所要解决的紧迫的人类问题中抽离出来。思考政治理论中的政治，至少等于对把特殊的原则转化成实际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安排将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判断。如果说政治理论的一项功能是磨砺我们的洞察力和概念工具以便思考我们自己时空中的政治，那么，抽空历史上的政治理论本身的政治内涵，就会使这一意图落空。
　　比如，几年前我曾遇到一种关于亚里士多德自然奴隶制理论的论点，在我看来，它正说明了一种非历史路径的短板。该论点认为，我们不应把自然奴隶制理论当成对一种具有历史真实性的社会状况，即古代世界中存在的主奴关系的议论，因为，这样做会使它失去超越自己所在时空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含义。相反，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种抽象地关乎普遍人类境况的哲学隐喻。然而，否认亚里士多德在为一种真实的社会实践，即为真实人类的奴役辩护；或者说，通过拒绝在具体的历史含义中直面他的奴隶制理论，我们可以学到更多有关人类境况的知识，并用这样的方法来使我们对自己时代或其他任何时代中社会生活和政治的现实，或者进而言之，对人类境况保持敏感，似乎是怪诞不经的。
　　政治理论的语境分析可以借此烛照我们自己的历史时刻，这是另一种方法。如果从历史语境中抽象出一种政治理论，那我们实际上就能把它吸收为己有。历史地理解一种理论，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批判的距离，从其他时代和其他观念的视角观照自己的历史境遇。这还使我们得以观察：我们现在或许不加批判地接受的某些假设是如何产生的，在其形成期间又受到了怎样的挑战。以这种方法解读政治理论，我们大概就不再那么倾向于把我们时空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假设视作理所当然。
　　对于用不连贯的事件和话语传统取代历史进程的语境方法而言，这种好处并非唾手可得。剑桥学派的语境方法促使我们相信，古老的政治思想家在我们的时空中无从置喙。它让我们认为，从他们那里学不到什么，因为他们的历史经验与我们自己的并无明显关联。为了发现从政治理论史中能学到什么，需要我们把自己置于历史的连续性中，在那里我们与我们的前辈联结，不仅通过我们共享的连续性，而且通过插在我们之间，将我们由彼处带至此处的变化过程。
　　因此，此项研究的意旨，不只是阐明某些经典文本及它们由以产生的条件，而且是举例说明一种独特的语境解释路径。它的主题将不只是文本，也不只是杂乱无章的范式，而且是使它们成为可能并且向政治理论家提出特定问题的社会关系。这种语境解读，还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于追寻从一位政治思想家到下一位之间的沿袭线索。它要我们不仅在政治理论中，而且在构成部分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政治理论正是从其中产生）的其他话语形式，例如在古希腊悲剧、罗马法和基督教神学中，探索某些基本的社会关系是如何为人类创造性设定界限的。
　　尽管我设法在语境分析与主要文本的解释间寻得平衡，一些读者可能仍会认为这种方法太过强调宏大的结构性主题，从而牺牲了更为详尽的文本解读。但是，不要觉得本书提出的这一路径排斥或轻视细致的文本分析，相反，*好把它理解为一种照亮文本的方式，他人可以通过更加细致入微的解读来对它做出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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