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君子文化与高等商科教育

　　《君子文化与高等商科教育》：　　**节我国商业学校教育的源起　　“商业教育是近代兴起的一种教育形式，它将商与学结合起来，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商业知识，并掌握新型商业企业经营管理方法的专门人才。”“民国教育史将商业教育列入实业教育、职业教育”。（马修进，2015）　　学术界关于商业教育的界定通常有两种：一是狭义的商业教育，仅指学校商业教育；二是广义的商业教育，包括学校商业教育和社会商业教育。如民国时期私立复旦大学商业院院长李权时1933年出版的《商业教育》将商业教育分为学校商业教育和社会商业教育两大类，学校商业教育又分为初等商业教育、中等商业教育和高等商业教育。（马修进，2015）《君子文化与高等商科教育》的商业教育主要指学校商业教育。为了论述的需要，有时也包括职业学校和普通学堂附设的商业教育，有时还涉及商业补习班教育等。　　商业学校教育的起源，时间并不太长，欧美不过是19世纪中叶的事情，日本也是在明治维新以后。中国古代同样没有商业学校教育，那时的商业教育一般是学徒式商业技能教育。到了近代，商业发展一日千里，银行、铁道、海运、保险等新兴事业要求有较复杂的理论和有一定秩序的经营法则，而只受过学徒教育却没有接受过新式商业教育的商人已不能适应近代商业发展的需要。于是，近代商业学校教育起而兴之。　　一、师徒传承：古代商业学徒制教育　　在传统教育中，简易的社学和私塾只教学生认读写《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而各种实用杂字和日常技艺，如打算盘、记账等商业技能是在商店工作实践中学到的。古代的商业教育一般是徒弟居于店东之家，店东教以商业技能的同时供给衣食住行。徒弟修业年限大约为三年，期满之后为商店职员。若干年后，积累了丰富商务经验和资本的徒弟则可自为店东。这种培养商业人才的方式在唐代行会中盛行，有论者称其为“我国商业教育之嚆矢”（袁福洪，1977）。这种方法简单实用，一直沿用至近现代。　　在这种学徒制下所获得的训练在古代商业中是有用的，它可使一般青少年“于不知不识之间，逐渐明晰买卖的要务，通晓商品需供之实际，理会商业经营之缓急”，且“徒弟与主师，亲若父子，俨然家族，彼此之间，于道艺外，犹多密切感情，其能得圆满之效果”（全国商会联合会报，1916）。店徒于商务的实践活动中，在资深店员或店东掌柜的言行示范中，进一步接受从司酒、敬茶、侍奉掌柜的杂务训练到记账、珠算、识别货品、鉴认金银品色的专业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培养，天性聪颖、品行可靠、可资造就者，还有望秉承掌柜的看家本事和经商秘笺（吴玉伦，2008）。因为那时“商业规模狭小，组织简单，贩路不出乎一地，市场无模范的经营，内外关系盲然莫察，惟就其局部之事，心会躬行，则已绰有余裕，至科学的研究实非必要。”（全国商会联合会报，1916）适应当时商业水平，学徒制教育有其成功和可取之处。　　“随着行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学徒制也逐渐规范起来，到了明清时期不仅有了各方面的约束章程，更有了制度保障。学徒制散布范围广、历史漫长、影响巨大，普遍存在于古代职业教育中，在人类教育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既是一种独特的职业教育形式，又是社会教育形式之一。”（马修进，2015）到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苏杭等江浙地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商品流通不断加强，于是，在工、商行业出现了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宗旨的行会组织。普通人想要进人工商行业，进而拥有经营资格，必须从学徒开始做起或拥有学徒经历，从而受到行会的控制。“行会用约定俗成的规矩和制定严谨的行规来约束学徒，从入门、训练、培养、日常考察到考核出徒等。”“民间学徒制并不像官营学徒制那样有着系统的培训流程、规范严谨的管理模式”（马修进，2015），以口头相授和亲身示范为主，情感关系是维系师徒关系的重要纽带，注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徒之间的传承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为传统社会的文化生活、社会生产做出巨大贡献，并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