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学研究:第七辑

《简牍学研究（第7辑）》：　　实际上，《左传》本身也有材料能证明。僖公二十三年，当时身份还是公子的普文公一行流浪到楚国，就和楚王当面说过：“晋楚治兵遇于中原……以与君周旋。”昊阖生先生认为：“晋侯创霸，必以攘楚为功。此事实之无可避免者。不欺楚子，即自见其大略处。”昊先生所说的“大略”，就是指晋文公和楚对立的态度（至于公子重耳这番对话是否为史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僖公二十七年冬楚国进一步围宋以后，晋国为争取诸侯国之间的平衡点，正式征讨曹、卫，并且拒绝令尹子玉提出的谈判请求，可见对楚决战不是突然决定的。《左传》之所以把晋国的作战决定写在公孙固告急之后，仍然是为了营造晋国不好战而楚国单方面求战的氛围。　　至于晋国当时的实力，传统看法都根据《左传》的精彩描述而强调，晋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虽然有一些不同看法，也不受重视。　　子犯编钟铭文中的“西之六师”，目前没有定论。赵晓龙先生总结分析为三种说法：**：周王朝的六师；第二：晋国三军加上秦、齐、宋三国军队，合称六师；第三：晋国三军各分为二，合计六师。第三说系整理发布铭文资料的张光速先生提出，赵晓龙先生加以论证。不过，趟先生似乎回避了黄锡全先生曾经提出的一个问题，④即铭文中率“西之六师”伐楚的子犯，本身就是晋人，他怎么会自称本国军队为“西”之“师”？要知道，《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秦晋崤之战，传文中晋人明确称秦国军队为“西师”，而这次交战，秦国恰好也参与其事。既然对晋国来说，秦国军队是“西师”，却又自称本国军队为“西之六师”，恐怕有问题。　　赵先生之所以把“三军”理解成“六师”，从其论证方法和材料看，他显然是接受了城濮之战晋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说法（此说*先由童书业先生《春秋左传研究》论证，赵先生已引证），由此还强调秦、齐、宋国并未参战。如果当时只有晋国三军出战，那么铭文的“六师”只能是晋国的三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齐、宋出兵不仅见于《左传》，清华简《系年》第七章也明确说“（晋）文公率秦、齐、宋及群戎之师，以败楚师于城濮”，当时不仅秦、齐、宋出兵参战，还有“群戎之师”。只不过，这些参战力量在《左传》中被掩盖而已。　　关于第二说，也有一些问题。由于齐、宋都在晋国东方，也不好计人“西之六师”。至于**说，是黄锡全、江林昌先生等所持见解。确实，如同赵先生指出的那样，西周金文的“西六师”，一般认为在东周时已不复存在。而东周王朝虽然也有军队，但“桓公五年周郑交战，王师只凑成中军，规模应该不是很大，战斗力也弱。”有鉴于此，黄锡全先生本人也认为，“西之六师”也可能指战前部署在城濮以西的联合军队。还有学者提出，不必拘泥于“六”字，“西之六师”就是指晋国率领的诸侯联军。　　子犯编钟所见“西之六师”，我们认为上述三说各有可取。晋方是城濮之战获胜一方，晋文公、子犯都参与其事，秦、齐、宋和诸戎参战，看来都是事实。唯独从传统典籍中看不到王朝军队的踪迹。然而，铭文“西之六师”指周王朝的军队，初看似是孤例，却也不应该轻易否定。因为这篇铭文本身旗帜鲜明的“尊王”观念，在东周出土文字资料中，目前实际上也是孤例。　　既然“尊王”，王朝军队的战斗力如何，甚至于到底有没有实际参与，已经不是问题所在。因为在尊王观念下，重要的是王朝支持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尤其对昔日属于中原旧秩序体系、后来迫于楚国压力而加入楚国主导的新秩序中的郑、鲁等诸侯国，“尊王”的象征意义尤其重大。在某种程度上，铭文甚至可能为了“尊王”、强调晋方获得周天子支持，而刻意采用“西之六师”的提法，以此呼应周王朝曾经的“西六师”，从而凸显晋方联军的正义性。由于子犯是实际带兵出战并受到周天子赏赐，在纪念铭文中，他的名字列在晋文公之前，或许是同样的“尊王”观念使然：即子犯当时率领的是王朝军队而非晋军，其身份也就不再是晋文公的臣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