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章　任务—研究日本
在美国人曾经遇到的，并与之全力战斗过的敌人中，日本人*让人困惑。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都和美国人截然不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情况在美国人参与过的战争中从没有过。正如1905年时的沙俄一样，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全副武装、受过训练的民族，但它又不属于传统的西方文化。对西方人来说，战争惯例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日本人却不这样想。所以，美国和日本正在太平洋上进行的战争，就不限于岛屿登陆作战问题和后勤保障问题。为了打败日本人，我们必须了解他们。
这很困难！日本打开国门至今已有75年了，可我们对他们的描述仍在使用令人困惑的词句，如“但是，又……”等。一位严谨的观察家在描述其他民族时，不会一边说这个民族彬彬有礼，一边又说他们“蛮横、傲慢”；一边批评他们顽固不化，一边又称赞他们“能够适应改革的潮流”；一边说他们性情温和，一边又说“他们不会轻易受人控制”；一边说他们仁厚、忠义，一边又说他们“野心勃勃、叛逆凶残”；一边说他们勇敢，一边又说他们懦弱；不会既说他们依赖别人的评价，又说他们有自己的准则；不会说他们既欣赏西方文化，又说他们如何保守；不会在一本书里介绍他们如何爱美，如何尊重演员和艺术家，如何陶醉在菊花栽培中，却又在另一本书里告诉人们他们热爱刀剑、穷兵黩武。
但是，这些看似无法统一的矛盾却如同经纬一般交织在日本人的个性中。如果把他们比喻成一幅画，那么这幅画中就会既有“刀”，也有“菊”。日本人好斗而温和；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冥顽不化却又审时度势；驯服但不甘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又背信弃义；既勇敢又懦弱；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他们介意别人的评价，可是当他们的恶行不为人所知时，就会继续作恶。他们的士兵纪律严明，却又经常犯上。
了解日本人已是美国的当务之急。我们不能对日本人矛盾的性格置之不理。我们正面临一些重要问题。日本人下一步会怎么做？我们必须进攻日本本土才能让他们投降吗？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皇宫？从日军俘虏的身上，我们能获得什么情报？我们应采取何种宣传策略，才能削弱他们顽抗到底的意志？一旦战争结束，我们需要对日本实行长期军事管制吗？美军是否要继续在日本的山地丛林中，与疯狂顽抗的军国主义分子战斗呢？战争结束前，日本会不会爆发像法国或俄国那样的革命？如果有，谁会是革命的领导者？如果没有，日本会灭亡吗？
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研究日本，为了了解日本民族的真面目，我被许可使用一名人类文化学家能够使用的一切研究方法。这年夏初，美军开始对日军实施大规模的反攻。很多美国人都以为对日战争要持续3年或10年，甚至更久。在日本，有人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百年左右。他们认为，美军虽在一些地区取得了胜利，但是前线距日本本土还有好几千英里远。所以，日本官方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人仍然认为自己将是*终的胜利者。
1944年6月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对德战争很快就会胜利。盟军一直优先考虑欧洲的战略已无必要。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已在塞班岛登陆，为日本的失败拉开了序幕。美军与日军不断短兵相接。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地与日军的战斗中，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敌人是多么可怕。
所以，到了1944年6月，对于我们的敌人——日本，我们必须解答有关他们的一些疑问。这不仅涉及军事、外交政策，还涉及在前线散发宣传单，我们必须得到真实可靠的答案。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仅要了解日本决策层的动机与目的，了解他们漫长的历史，了解他们经济和军事上的统计资料；还要了解日本政府对其国民的期望程度，了解日本人的思想和情感习惯；以及了解制约他们行动和想法的因素；我们必须把决定美国人行动的惯有思维和行为模式放在一边，尽量不对日本人轻率做出结论。不要以为我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
我的任务是艰巨的。美国和日本在交战。在战争中，把一切责任归咎于敌国非常容易。可是，如果想知道敌人对人生的看法却不容易。但我必须完成任务。关键在于：日本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而不是处于他们的位置时，我们会怎么做。我必须收集他们在战争中的一切行为资料，作为有利条件加以利用。我必须仔细观察他们在战斗中的进攻方式，暂时不把这当军事问题对待，而只是看作文化问题。与平时一样，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也具有日本民族的典型特征。在战争中，他们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思维特点是什么？日军领导人鼓励士气、打消国民对战争的疑虑，以及在战场上指挥、调动部队的方式，显示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民族力量？我必须对战争的每个细节加以认真研究，以揭示日本人和日本民族的特征。
但是，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这不利于我的工作。我无法深入日本国内实地调查，对一名人类文化学者来说，这种调查是*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前往日本，深入日本人的家庭生活，亲眼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分辨影响他们行为的哪些因素是关键的，哪些是非关键的。我没法亲眼观察他们做决定时的复杂心理过程。我也不能亲眼观察他们如何
养育子女。虽然著名人类文化学家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写过一本非常有学术价值的关于日本村落和日本人的《须惠村》，但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问题，却难以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不过，我依然相信，作为一名人类文化学者，还是有一些研究方法和条件可以利用的。我可以与一些日本人接触。与被研究民族的人直接接触，也是人类文化学者可以倚重的研究方法之一。美国生活着一些日裔美国人，其中很多从小在日本长大。我可以和他们接触，在他们同意的前提下询问他们的生活经历，了解他们如何对事情进行判断，对他们的叙述妥善利用，填补我们对这个民族研究中的空白。这对于想了解任何一种文化的人类文化学者来说都必不可少。当时，还有一些从事日本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利用各种图书文献，分析历史事件和统计资料，甚至从日本人的广告单、宣传单中寻找有用信息。我相信，他们想要知道的答案都隐藏在日本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中。所以，如果我们对从小生活在这种文化中，受这种文化熏陶长大的人进行研究，一定会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也大量看书，并向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请教。图书馆里有大量论述日本的资料文献；西方社会也有许多优秀观察家曾在日本居住过，与他们谈话对我帮助很大。那些前往亚马孙河发源地，或者到新几内亚高原，深入到无文字部落中实地调查的人类文化学家，没有我这样的条件。原始部落民族没有文字，无法用笔墨记录自己的生活，展示民族文化优势。西方人对他们的叙述也仅限于皮毛，有时对他们的记载甚至只有寥寥数笔。他们的历史鲜为人知。对他们进行实地调查的人类文化学家，要在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体验他们的生活方式，了解他们的文化习俗，考察他们的社会阶级，探索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我研究日本民族时，可以从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启示。在有关日本的文献资料中，有许多对日本人生活细节的记录。曾经在日本生活、居住过的欧美人士，用手中的笔详细生动地记录了自己的经历。
此外，大量日本人写的传记，也记录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日本民族和其他东方民族不一样，他们有强烈的自我描述、自我表现欲望。在传记里，他们不但记录日常生活琐事，还抒写渴望在全球扩张的理想。他们在自传里直言想法、表达愿望，坦率程度令人瞪目结舌。不过，他们也并不会在自传中把渴望在全球扩张的野心都写出来。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民族会这样做。描述日本时，他们会不知不觉省略一些对我们来说重要的细节，因为那些东西在他们眼里太普通了。其实，美国人描写美国时也是一样的。尽管这样，日本人还是喜欢在自传中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达尔文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曾大量阅读各种书籍，他在阅读时，尤其重视那些无法被了解的事情。研究日本时，我也大量阅读相关文献，我的读书方法和达尔文一样，也重视不被了解的事实。日本人在议会演讲中时常罗列一大堆观念，哪些我必须了解？他们为什么喜欢大肆攻击无足轻重的行为，却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听之任之？他们这种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我在阅读时不断问自己，例如：“这幅图画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是的，为了更好地理解日本人，我必须知道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