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诗史

　　《南唐诗史》：　　就规模来看，保大年间的这三次唱和的参加人数皆比升元年间的唱和人数要多；从唱和的内容上看，升元年间还主要是局限于祝贺官职升迁、咏物等较为狭小平庸的题材，但保大年间的这几次唱和出现了一些之前南唐诗中较少见的内容，即言志成分的增加以及现实内容的加入，尤其是后两次唱和。保大七年以前，南唐刚取得了一些对闽战争的胜利，李璟还曾意欲趁契丹灭晋之机出兵中原，说明南唐此时还处在国力较为强盛的阶段，各种危机尚未出现，因此在保大七年的春雪唱和诗中，如“岂但小臣添兴咏，狂歌醉舞一千家”、“严徐幸待金门诏，愿布尧年贺万家”等，还有一种点缀升平的意味。保大九年送锺蓓往扬州为东都少尹的唱和虽然只是较为寻常的分题咏物赠别之作，但由于诗人们此时尚未觉察到即将到来的危机，锺蓓诗中甚至出现了“有意图功业，无心忆薜萝”这样昂扬奋发的句子。尽管这种建立功业之想对于此时的南唐来说显得过于乐观，因为当时虽然刚刚灭楚，但对湖南的统治并不稳固，同时北方的后周已经建立。在南唐表面的强大和胜利背后，隐伏着巨大的危机，南唐君臣却对此毫无觉察，依然沉浸在胜利的欣喜中，甚至还耀兵淮上，不无征伐后周的企图。尽管这种建功立业的志愿缺乏深谋远虑、对现实估计得过于乐观，但从另一方面看，却也体现了当时南唐的凝聚力和士气的振奋，诗歌中也因此恢复了一些较昂扬的言志主题。这对于南唐士风是一种可贵的新气象，不同于升元年间李建勋等人体现出的苟保富贵的心态。在保大九年的唱和诗中，即便那些没有直接表述建功立业志愿的作品，也有部分诗作通过比兴来托物言志，如徐铉咏石“翠色辞文陛，清声出泗滨”，孙岘咏竹“万物中萧洒，修篁独逸群。贞姿曾冒雪，高节欲凌云”，谢仲宣赋松“若保岁寒在，何妨霜雪重”。保大十四年的送别锺蓓之作，则加进了更多现实的因素，这次唱和是在南唐刚刚收复了被后周占领的扬、舒、蕲、光、和、滁数州之后不久。乔匡舜、萧或、陈元裕三人的诗显得较为泛化，用之多数离别场合皆可，没有特定的时地人及特别的情感体验，显得较为缺少个性。徐氏兄弟、锺蓓诗则反映了当时特定情势下的离别之情和各自的心绪、个性，并非普泛的离别之作可比。　　比较这三组唱和诗，可以发现诗艺的发展是较为明显的：保大七年的春雪诗唱和虽然以李璟诗和徐铉诗较优胜，但总体而言，四首诗作都主要使用白描手法，各诗体现出的个性也不甚分明。这种情况可能与当时南唐诗坛擅长七律的作者不多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可能在于，作为限时完成的同题、同体、同韵的唱和诗，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皆受到严格限制。一般而言，诗歌所受形式上的限制越多、越具体，作者个人情意的发抒就越不自由，虽然不排除才气超迈者因难见巧的可能，但大多数作者会即便本有自发的诗情、也会因此较难获得全面的表现。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在参与唱和者的诗歌水平接近的前提下，由于体裁、韵脚已经多由原唱之作限定，和作的水准大多低于原唱的水准。这也是为何春雪诗唱和中李璟的七律相对更优秀一些。　　到了保大九年的送别之作，就显示出较多的作者个人志意的发抒，但有意寓托的痕迹较为明显，所体现的作者个性相对有限。另外，此次赋诗是分题、限体而不限韵，各拈一题作一首五律送别诗，唱和的形式条件放宽了，为抒情写意带来了更多的自由。这种较宽松的创作自由，应当也与徐铉徐锴等人注重自然、天然、质先于文的文学主张有关。在没有超绝才气和精苦思力的情况下，放宽形式的限制，作者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如何更好地表现情意上。我们看到，在保大十四年再次赋诗送别锺蓓时，他们依旧采用了这种分题、限体而不限韵的规则，显然，保大九年那次唱和较为成功的先例可能给了他们不小的鼓励。保大十四年的分题赋诗较前次有了更大的进步，至少这次的寄兴托寓不再是一般化、类型化、可用于大多数送别场合的，而是将南唐时势自然地融入自己的情绪和诗歌中，部分成功之作的艺术水准也就较前次为高。其中，徐铉诗提到“世乱方多事”，将世乱与年加的忧愁打并作一起，引入诗题中的“酒”；徐锴诗开篇“瓜步妖氛灭，昆岗草树清”则进一步申明南唐刚获得的胜利，将气氛的清明与作为所咏主题的“远山”相关合；但*成功的作品则是锺蓓本人的留别之诗《得新鸿别诸同志》。锺蓓此诗将离恨寓入对题面新鸿的描绘中，残秋孤鸿的惊惧正与自己此番只身赴新收复的扬州上任、前途未卜的忐忑切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