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利亚.斯图亚特传

**章 摇篮里的女王 1542年—1548年 玛利亚·斯图亚特来到人世六天成为苏格兰女王。命运赐予的一切每每来得太早，致使她未能领略个中兴味。她出世伊始，这一纵贯毕生的规律便见端倪。在1542年12月那个阴霾的日子当她在林里思戈宫诞生的时候，她的父亲詹姆士五世正躺在邻近的福克兰宫，生命垂危。国王年仅三十一岁，已为生活压垮，厌倦于王权，厌倦于争斗。他原是一往无前、侠肝义胆的男子汉，本来生性开朗，醉心于艺术，倾心于妇女，也与子民亲密无间。他常微服来到乡间参加喜庆活动，同农夫一起跳舞，说笑。他创作的一些歌谣仍长存于国人的记忆之中。然而他出身于一个不幸的家族，作为一个不幸的继储生逢乱世，又在这个桀骜不驯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注定命运多舛。刚愎自用、肆无忌惮的邻人亨利八世咄咄逼人地要他推行宗教改革。但是詹姆士五世依然忠于教会。一向伺机要教君主不得安宁的苏格兰贵族马上利用这个矛盾，不断地使这个爽朗、随和的国王身不由己地陷入战乱之中。早在四年之前，当詹姆士五世向玛利·德·吉斯求婚时，他就清楚地描述了自己遭逢的厄运，这是指：顽固贪婪的氏族同他作对，他硬着头皮在做国王。“尊敬的女士，”他在那封真诚感人的信里写道，“我才二十七岁，可是生活已经像王冠一样使我不堪重负……我从小便是一个孤儿，曾受制于不可一世的贵族。炙手可热的道格拉斯家族曾长期奴役我，因此我憎恶这个姓氏，每一想起就会怨恨难消。安格斯伯爵阿基巴尔德、他的弟弟乔治，以及所有他那些被流放的族人都不停地挑拨英国国王与我为敌。在我的国家里，英国国王不曾用许诺来引诱、用金钱来贿赂的贵族现在一个也没有了。我并无人身安全可言，也无法保证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公正的法律来行事。所有这一切使我如履薄冰。尊敬的女士，我因此期待您给我以臂助和良策。我阮囊羞涩，只能在法国提供的资助里打转，或者依靠富裕的神职人员为数有限的捐献，装潢宫室，维修要塞和建造舰船。但是我的那些男爵却把一个真正以当明君为己任的国王视作势不两立的敌手。虽然法国国王对我友好，他的军队援助我，我的百姓拥戴我，但我担心在同这些男爵决一雌雄时难操胜券。如果本国贵族没有外援，我将排除万难，为这个民族伸张正义，获致安宁而扫清障碍，也许我会达到这个目的。可是英国国王不断地在他们和我之间制造不和，在我的国家里散布异端教义，流毒所及侵蚀着各个层次的教徒与国民。而国民和教徒一向是我和祖辈仅有的依靠力量，现在我不禁自问：这种力量还会长期支持我们吗？” 在这封卡珊德拉式的信里，国王预见的各种祸害果然应验，而且他还遭到更大的灾难。玛利·德·吉斯为他生的两个儿子都夭折于摇篮之中。詹姆士五世虽然正当年轻力壮，但是依然膝下无嗣可以继承那顶年复一年把他的额头压得越来越痛的王冠。终于他那些男爵逼得他违背本意同占有优势的英国进行一场战争。谁知到关键时刻他们又背弃了他，在索尔威湾一役，苏格兰不仅吃了败仗，而且也丢了脸：还未真正交手，为氏族首脑遗弃的队伍就因群龙无首，狼狈地四散溃逃。而国王本人，这位平素如此豪迈的大丈夫，在那决定命运的关头，早已不是在同外族的敌人，而是同自己的死神在搏斗。他在发烧，疲惫地躺在福克兰宫的病榻上，对毫无意义的争斗与变成羁绊的生命都已厌倦。 这时，在那个阴沉的冬日，就是1542年12月9日那一天，雾锁窗前，一个使者叩响了房门。他向这个久病不愈、垂危不起的国王奏报：他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女继承人。但是詹姆士五世干枯的灵魂再也无力寄予希望和品尝乐趣。为什么不是一个儿子，一个男继承人呢？难逃一死，在他眼里一切都成了祸患、惨剧与灭顶之灾。万念俱灰，他回了一句：“我们的王冠来自一个女人，也将和一个女人同归于尽。”这句凄楚的谶语也是他的临终遗言。他长叹一声，在床上翻过身去，面壁而卧，不再回答任何问题。不多几天以后，他被安葬。这样，玛利亚·斯图亚特还没有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便成为她这个王国的继位者。 但这是在双重意义上前途黯淡的继位：做一个斯图亚特家族的女人和一个苏格兰的女王，原因是：斯图亚特家族中至今没有一个能够平安地或者长久地坐在这个王位上。有两位国王，即詹姆士一世和詹姆士三世被谋杀。有两位国王，即詹姆士二世和詹姆士四世阵亡。而命运给他们的两个后代，即眼前这个浑然不明事理的婴孩和她的嫡孙查理一世则安排了更加残酷的结局：上断头台。在这个像阿特柔斯家族那样的世系中谁也未能得天独厚享受高寿、清平和洪福。斯图亚特家族不得不同外来的敌人，同国内的敌人，同自己的族人进行无穷无尽的搏斗。他们的周围，他们的内心都永难平静。他们的国家，同他们自身一样，始终不得安宁。而且在这个国家里，*不忠实的恰恰是本来*该忠实的：这就是那些勋爵和男爵，那些深沉、强大的，那些暴戾、放肆的，那些贪婪、黩武的，那些傲慢、顽固的天潢贵胄。正如诗人龙沙漂洋过海来到这烟笼雾罩的岛国后苦恼地说：这是“一个野蛮的国家和一个凶恶的民族”。这些贵族在自己的领地和宫室里俨如小国之君，他们像赶肉畜一样永无休止地驱使成群的农夫和牧人去械斗和掳掠。这些专断的氏族主宰活在世上除了战争别无乐趣。惹是生非是他们的爱好，嫉妒猜忌是他们的动力，而他们念念不忘、梦寐以求的则是权势。这位法国使者写道：“金钱和私利是仅有的塞壬，他们就爱听她们的歌声。如想劝导他们对自己的君主要尽天职，要讲荣誉，讲正义，讲美德，行为要光明正大，便会招惹他们的耻笑。”这些人不顾道德，争斗掠夺已成癖好，在这一点上，与意大利雇佣兵队长相似，只是他们的种种习性表露得更加粗鄙，更加肆无忌惮。他们蝇营狗苟，唯我独尊之争未有穷期。这里说的是戈登、汉密尔顿、阿兰、梅特兰、克罗福特、林稷、伦诺克斯、阿盖尔这些历史久、权势盛的氏族。他们有时各自纠集起来，彼此世代结仇； 有时信誓旦旦，暂时结盟，为的是纠合在一起对付第三者。他们总是拉帮结派，但谁对谁都不是真心修好。尽管每一个人同其他人都因家庭之间，甚至个人之间联姻而结亲，可是始终嫉妒和敌视对方，毫不容情。在他们粗野的灵魂里，有某种不信教和未开化的习性在不断延续下去。为私利所驱使，他们无论自称为新教徒或者天主教徒，都无关紧要。归根结底，他们全是麦克白和麦克德夫的后代，正如莎士比亚以如炬的目光所洞察的那样，全是沾有血腥的上层人物的子孙。 这些永难驯化、妒忌成性的帮派只有出于一个动机，即在需要挟制他们共同的君主，他们的国王时，才会马上步调一致，因为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恭顺都同样不好受，忠诚都同样不习惯。如果这“一群无赖”——土生土长的苏格兰人彭斯谴责这些人时这样叫他们——还能容忍一种形同虚设的王权高踞于他们的城堡和产业之上，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一个氏族对另一氏族的嫉妒。戈登氏族仅仅由于免得王冠落入汉密尔顿氏族之手而让斯图亚特氏族坐在王位上；反之，汉密尔顿氏族出于对戈登氏族的忌恨而听任斯图亚特氏族当权。可是，如果一个苏格兰国王真要敢于统治，强使举国上下讲礼仪守秩序，凭青年血性，与倨傲而贪婪的勋爵们作对，那就是自讨苦吃！遇到这样的国王，这群彼此心怀敌意的恶棍立刻就亲如兄弟抱成一团把他除掉：如果刀兵相见未能奏效，那么杀手的匕首定能发挥作用。 这是一片上演悲剧的土地，阴鸷的贪欲把它撕得支离破碎，它的历史宛如一首气氛沉郁、荒诞不经的叙事谣曲，这个位于欧洲北端的海上岛国小而又穷，这里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战乱，国力遭到了彻底的破坏。那么几个城市——其实也谈不上城市，只是几所依赖一座碉堡的庇护挤靠在一起的极其简陋的房子而已——也一再被劫掠，被焚毁，始终富不起来，连平头百姓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而贵族的城堡——今天还阴沉蛮横地矗立在废墟中——亦非装饰高雅、富丽堂皇的真正宫殿，而是牢不可破的堡垒，符合战争的需要，并无为求宾至如归而设计的柔和的造型。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大家族和他们的奴仆之间缺少一个中间阶层，这个阶层拥有满足需求的力量，以此养活国民。只有从特威德河到弗思狭湾那一带是密集聚居的地区，又因紧靠着英国边界而一再遭到入侵、破坏，致使人口缩减。而在北方，人们沿着周围无人居住的湖泊，穿过荒凉的牧地或者茂密的北欧森林，可以漫步几个钟头而不见一个村庄、城堡或市镇，不像在人烟辐辏的其他欧洲国家，那里紧挨着一个又一个居民点，宽阔的街道上人来车往，进行着各种买卖，不像在荷兰、西班牙和英国从飘扬着三角旗的泊地驶出轮船，远渡重洋，运回黄金和香料。这里还像在宗法制时期那样，大家靠牧羊、捕鱼、打猎来艰苦度日。在法制与礼仪上，在富裕程度和文化水平上，当时的苏格兰比起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至少落后一百年。随着近代史的开始，在沿海各城市，银行和交易所发达起来。但在这里，凡是提财产，却依然像处于《圣经》里所说的时代，都以地有多大、羊有几头来衡量。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父亲詹姆士五世有羊一万头，这便是他的全部家当。他并无王室珍宝，他没有军队，没有近卫确保他能行使王权，因为他支付不起养兵的费用。而勋爵们说了算的国会从来就没有同意过国王真能用来施政的拨款。赖以勉强生活的必需品之外，其他一切全从国王富有的盟友，从法国和教皇处借来或由他们赠送。他那些居室和宫殿里的每一条地毯、每一幅织花壁毡、每一副灯架都以屈辱为代价而取得。 这种永难解脱的贫困状况无异于一个脓包，它将苏格兰这片美丽的净土上治理国家的潜力虚耗殆尽，原因是：国王们、军人们、勋爵们的艰窘与渴求使得苏格兰始终是各种外国势力不折不扣的玩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