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富歇

青云直上 一七五九年至一七九三年一七五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约瑟夫·富歇——还远不是什么奥特朗特公爵呢——出生在港口城市南特。父辈是海员、商人，祖上尽是海员，因此不言而喻，这个长子也该去当航海家。不是去海外经商，便是当个船长。可是这个体弱多病、贫血而又神经质的丑陋孩子，从小便显得对这种无比艰苦，在当时确实是英勇豪迈的行业极不适合。离岸两海里，他已经晕船，跑了一刻钟，或者游戏十多分钟，他已觉得疲倦。做父母的不无忧虑地盘算，这个娇弱的孩子该怎么办。一七七○年的法国，于思想上业已觉醒，并且进取心切的市民阶级，还没有合适的地位呢。法院、行政机关，每个衙门每个地方的肥缺全都留给了贵族。在宫廷里当差得要伯爵的纹章，或者像样的男爵爵位。即使在部队里，出身市民阶级的人，熬白了头发，也不过混上个排长。在这腐朽没落的王国里，第三等级还处处受到排挤。难怪二十五年后，第三等级要用拳头来夺取他们长期以来伸手乞求而遭到拒绝的一切。 剩下的只有教会一途。这个千年帝国，在人情世故上不知比各个王朝高明多少，也比它们聪明、民主、心胸博大。它总是启用一切才俊，即使出身极为卑微，也被吸收进它那无形的帝国。小约瑟夫在奥拉托利会学习时，已经成绩斐然。毕业后，他们自然乐于让他担任数学和物理教师，担任学监和校长。自从耶稣会被逐后，奥拉托利会在法国各地领导天主教会的教育。富歇二十岁时，便在这个修会里任职，虽然职位卑下，难以发迹，可毕竟是所学校。他在这里自我修养，边教边学。 要他发了做神父的愿心，原本可以爬得更高，当个神父，也许还能当上主教，或者红衣主教。他初涉人世，刚刚起步，本性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显现出来。那就是不愿完完全全、无可挽回地把自己和某人或某事拴在一起。这可是约瑟夫·富歇的典型作风。他身穿修士的衣裳，剃着神父的头，和别的神父一样过着僧侣的生活。在奥拉托利会的十年里，富歇从外表到内心和一个神父毫无差别。但是他不受更高的圣礼，也不发任何誓愿。无论在什么环境里，他都为自己留着退路，留着顺风而变的可能性。他投靠教会也只是权宜之计，并非完全投靠。以后投靠革命、督政府、执政府，帝国或者王国，均是如此：约瑟夫·富歇，对上帝尚且不肯答应终身效忠，更何况对一个普通人了。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足足十年之久，这个脸色苍白、寡言少语、半僧半俗的神父，在寂静的修道院的走廊、食堂里走来走去。他在尼奥尔、索默、旺多姆、巴黎教书，可是并未感到居地变异。因为无论在这个城市或是那个城市，神学院教师的生活总是同样的平静穷酸，朴实无华，总是深居在寂静的院墙之内，永远与世隔绝。二三十个学生，四十来个学生，教他们拉丁文、数学、物理。全是些面色苍白、身穿黑袍的男孩，带他们去望弥撒，在卧室里监督他们睡觉。教的是科学书籍中单调的教材，吃的是蹩脚的伙食，领的是微薄的薪水，穿的是一袭磨旧了的黑袍，过的是修道院里简朴的生活。这平静隐遁的十年，犹如冬眠蛰伏，不像真实生活，超乎时间、空间，一无所成，也无所希求。 其实在修道院教书的十年里，约瑟夫·富歇学到了很多东西，对他日后做权术家极有好处。主要是学会了善于沉默的技巧，自我隐蔽的本领，精通心理学，擅长洞察人的内心。此人一生即使心情激动，也能控制住脸上的每根神经。他那毫无表情的脸，仿佛隐蔽在沉默的墙后，从来看不出上面有丝毫愤怒、气恼、激动的表情。他的嗓音低弱，*亲切的或是*可怕的话语，他都同样从容不迫地说出口来。无论是皇帝的宫廷密室，还是喧闹的群众集会，他都同样以轻微无声的脚步走过。这种无与伦比的自我控制的本领，就是在这十年修道院的生活中学会的。在他登上世界舞台的讲台之前，因为诵读罗耀拉的祈祷文，他的意志已得到锻炼；由于讨论有几百年历史的布道艺术，他已练得能言善辩。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大权术家，塔列朗、西哀士和富歇，都出自教会这所学校。还没登上舞台，便已精通人情世故，这恐怕不是巧合。教会古老的共同传统远远超过他们三人的个性，使得他们彼此迥异的性格在关键时刻都带有某种相似的特性。而在富歇身上还有一种钢铁般的、简直是斯巴达式的克己功夫，他从内心反对奢华虚荣，并且善于隐蔽私人生活和个人感情。不，富歇在修道院走廊的阴影里度过的这十年光阴并不是白白浪费的，他一面教书一面学到了无数的东西。 这个极端灵活善变、骚动不安的人，在修道院的围墙里面，在严格与世隔绝的状况中自我修养，终于发展成为善于洞察人们心理的大师。几年之久，他不得不无声无息地在极其狭窄的僧侣界活动。可是在一七七八年，法国已经开始卷起了那阵社会风暴。这阵风暴甚至袭入修道院的院墙之内。在奥拉托利会神父的斗室里和共济会的俱乐部里，都在讨论人权。一种新型的好奇心驱使年轻的神父去接近市民，好奇心也驱使教物理和数学的教师去接触当时令人惊异的发明，世界上*早的飞艇，蒙哥菲耶兄弟的气球，以及电气学、医学方面的伟大发明。宗教界人士试图和知识界有所联系。阿拉斯城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交团体提供了这种联系的机会。这个团体名叫“洛撒蒂”，也是一种“施拉拉菲亚”团体。城里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聚集一堂，谈笑风生。会上的一切毫不刺眼，一些没有名望的小市民朗诵一些诗歌，或者发表一些文学讲演。军人和平民混在一起，神学院教师约瑟夫·富歇也是备受欢迎的座上客，因为他讲起物理学的新成就来滔滔不绝。他常常在那里坐在朋友之中，聆听工程兵团的上尉拉扎尔·卡诺吟诵自己写的讽刺诗，或者谛听脸色苍白、嘴唇极薄的律师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他当时还很看重他的贵族出身）发表一篇辞藻华丽的即席演说，以颂扬“洛撒蒂”。外省地方还欣赏玄想空谈的十八世纪的*后的气息。德·罗伯斯庇尔先生还没有撰写血淋淋的死刑判决书，而是写作小巧玲珑的诗歌。瑞士医生马拉还没有写出恶狠狠的共产主义宣言，而是写出了一部感伤缠绵的长篇小说。小小的波拿巴中尉还在外省什么地方孜孜创作一部模仿维特的中篇小说。暴风雨还远在天边，隐而不见。 但真是命运弄人：这个剃了僧侣发式的神学院教师恰巧和那个脸色苍白的、神经质的、野心勃勃的律师德·罗伯斯庇尔结了深交。他们两人的关系甚至快要变成郎舅关系，因为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妹妹夏洛特想使这个奥拉托利会的教师弃僧还俗。席间都已流传他们订婚之说。这门亲事后来怎么作罢的，始终是个秘密。也许这里头正埋藏着他们两人之间那个可怕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仇恨的根子。他们两个一度友谊甚笃，后来却拼得你死我活。可是当时他们对雅各宾主义和日后的仇恨还一无所知。相反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作为议员被派到凡尔赛去参加三级会议，参与制定法国新宪法时，就是剃了僧侣发式的约瑟夫·富歇借路费给那苍白贫血的律师德·罗伯斯庇尔，还借钱给他制作一套新衣服。富歇总是给别人搭台阶——以后也常常如此——帮助别人青云直上、载入史册，可也恰巧是他在决定性的时刻出卖从前的朋友，把朋友打翻在地，这也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这次三级会议将动摇法国的一切基石。就在罗伯斯庇尔动身前去参加三级会议之后不久，阿拉斯的奥拉托利会的修士也进行了一次小小的革命。政治一直侵入到斋堂之内。这位聪明的善观风向的约瑟夫·富歇就利用这股风张起他的帆来。在他的建议之下，一个代表团被派到国民议会去表示神父对第三等级的同情。这位一向步步谨慎的人这次可下手得略为早了一些。他的上司罚他到南特的修女学校去教书，其实也不是真正的处罚。这个学校就是富歇童年时代学习科学和处世哲学入门课程的场所。 可是现在他已经久经沧桑，阅世很深。现在他已经没有兴趣去教那些半大不小的孩子乘法口诀、几何和物理了。这个善观风向的人感觉到一阵社会风暴已笼罩全国，政治将统治世界，那就投身到政治中去！他一下子脱去了僧服，留起了头发，不给不成熟的孩子们讲课，而是去向南特的能干的市民演讲政治。一个俱乐部应运而生——政治家的前程总是始于这样一个训练口才的试验舞台——不出几个礼拜，富歇便已经是南特市“宪法之友”协会的主席了。他赞扬进步，可是十分谨慎，严格把握分寸，因为老实的商人阶层的政治气压是高低适中。南特人不喜欢激进主义，他们担心自己的贷款有去无回，尤其是一心想要生意兴隆。他们从殖民地捞到大批油水，所以也不喜欢解放黑奴之类的不切实际的计划。于是约瑟夫·富歇立即拟定了一份致国民议会的慷慨激昂的公文，反对废除贩卖黑奴。这份公文虽然遭到了布里索的粗暴攻击，可是在比较狭小的市民界并未减弱他的声望。为了及时巩固他在市民阶层（未来的选民！）中的政治地位，他急急忙忙地娶了一个富商的女儿为妻，姑娘虽丑，但陪嫁不少。富歇当时已经感觉到第三等级将很快变成*高阶级——统治阶级，所以他赶快变成一个十足的市民。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达到预定目标的准备而已。国民公会的选举刚一公布，这位昔日的神学院教师便出来竞选。每个竞选人都干些什么呢？他们总是先挑善良的选民们爱听的说，作了种种许诺。所以富歇发誓要保护贸易，维护私人财产，尊重法律。他厉声谴责扰乱治安之徒，甚于谴责旧制度（因为南特的风向更多是来自右边，而不是来自左边）。一七九二年，富歇果然当选为国民公会的议员，议员的三色帽徽从此长期取代了他暗中悄悄蓄着的神父发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