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红尘外

旅行归来之后，家中多出了许多因这趟旅程而产生的纪念品。它们触手可及。
　　蒙顶山的茶叶。分成红茶和绿茶两种。红茶是我向普照师购买的。当时身上只剩下400多元人民币，我住在四川省一个名叫蒙山的地方，*近的取款机在雅安市或名山县，山上没处取钱。我尽身上现款的数字，买了一斤红茶，它们中的一撮此刻正躺在我家中的茶壶里，冲泡出怡人的芳香，红酒般的醉人颜色。普照师从一个铝制的大密封罐中取出这些茶叶，然后她亲手包装成两个小袋。我很后悔当时没有多买一些。两小袋绿茶，同样出产于这座山头，是主持送给我的，在我临别寺庙的时候。

　　很多书。有些是寺庙或宫观的资料，有助于我理解道场里曾经发生、正在发生的事。有些是经书，比如《妙法莲华经》。有些是修行人的心迹结集，比如这本，《翰墨佛心》，被称为"中国**比丘尼"、已经故去的隆莲法师的诗词集，在一个异常炎热，蚊虫活跃的夏日下午，由她的弟子，成都铁像寺住持果芳法师赠送给我。诗词集很厚，沉重，离开铁像寺后，阳光照得我睁不开眼，我汗流浃背地带着书，进了一家茶馆，喝了一壶热茶、一杯鲜榨果汁、两杯不要钱的冰水，然后带它回到宾馆，裹上一层毛巾布，寄回上海。从那会直到现在，这本诗词集和《妙法莲华经》一起，躺在书架的*高层，一个我认为适合它的地方。

　　更多的是宗教饰物，据说可以辟邪。有些是木质的，有些是项链和链坠，还有道家的乾坤圈，萨迦寺的辟邪青稞粒。我很喜欢那对乾坤圈，它们是两只木质的手镯，交叠在一起，一只刻着南斗六司，一只刻着北斗七星。自从乾元观的尹信慧道长把它交给我，我就尽可能地一直戴着它们，并且用道教中一种特殊的方式，一首美丽的短诗，在无论看不看得见星星的夜晚，都向它们祈祷。

　　我还从莲花生大师在西藏秘密闭关三年三月零三天的地洞里带出了一些彩绳编织的手链。收集这些纪念品的时候，我总认为它们用得着--某一个亲戚，某一个朋友，或者我的父母，在某一个感到害怕，需要安慰的夜晚，也许会希望自己的脖子上挂着点儿什么，手心里捻着一点什么。

　　这些饰物里，我*喜欢的是藏人常戴在手腕上的一种短绳，它们是由羊毛或牛毛编织而成，黑白两色，短短一圈，正好围住手腕。这种纪念品在拉萨、札什伦布寺、萨迦寺都有出售，有时候我也会从亲密的藏族阿妈手里得到，它们漂亮，轻巧，而且反映了一种西藏式的信仰传统，藏人相信万物有灵，整个空间都飘荡着神灵。

　　截至如今，饰物中的绝大部分仍然储存在我的书房里，它们并没有如我想象的，很快赠送出去。一个原因是，旅行结束后，我没有见太多人。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并不如我想的那样容易感到恐惧，空间和神灵的关系在削弱。

　　朝圣之旅结束后，我回父母的家休息了一个星期。吃饭席间，我向一两个至亲友好赠送了一两样小饰物，手链，还有车挂。送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唐突。虽然赠予和接受的双方都很礼貌，但我仍然觉得："好像做了不合适的事"。同时忖度："如果是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饭局，我应该能把这事解释得更圆满一些。许多人一起进餐，我没法看着对方，告诉他那句我*想说的话："这根绳子代表着从一个距离你15000米，海拔4500米的山洞里带出来的祝福。"

　　当我开始书写这次旅行的时候，不确定的心情就如那次饭局上的感受一样。我不知道人们是否想知道那么遥远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是否想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检视陌生的生活。令我庆幸的是，阅读永远是一对一进行的事。书写和阅读的过程，其实就是我*想要的，一对一进行的饭局。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想请谁来吃这餐饭。但我想像，并且几乎相信，我已经看到了你的眼睛，你也正看着我的眼睛。它直接发生在我和你之间，关于这次旅行，说出一切。


　　"我想在2014年的夏季寻找并采访中国的一些女修行者。能够被列入这个采访名单的女人，不仅仅是某种宗教的信徒，她们已经真正开始修行，有自己的方法和体验。我想写她们的故事、困境、挑战、卑微、自由、欢喜。
　　英国比丘尼丹津葩默的《雪洞》对我影响很大。阅读这本书之前，我从未见过女修行者将自己的修行故事如此和盘托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对心灵的成长感兴趣，但大部分人都恐惧修行的艰难，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或者干脆觉得那根本就是一个神话。她们需要看看例子，看看别人是怎样度过那些和修行有关的真实困境，比如女性特有的例假怎么处理，闭关中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修行中遇见的情感困惑如何面对，遇到性诱惑或者性要求如何处理，修行者特有的孤寂时刻如何度过。
　　我想搜集女修行人的故事，它有点像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或《禅的行囊》，但不同的是，这本书完全描述女人的故事。它应该像《雪洞》一样，既能鼓励想修行的女性，也让其他读者看到女人特有的坚忍不拔。
　　我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些应该踏访的目标，她们中的一些人生活在城市不远的地方，但更多是在人迹罕至之处，这也是我选择夏季出发的原因，这是前往高原的*佳时间。"

　　发出邮件仅仅一天，Kevin回答，他愿意出这本书，同时提醒我想清楚："停下工作专门去写个东西，是赌博。"我怕他反悔，立刻回复："你给出的写作条件很优厚，我很满意。就这样说定了。"

　　刚刚冒出想法，就找到了愿意与我合作的出版商，这鼓励了我的勇气。

　　一个月后，我找到机会和杂志主编李海鹏长谈。那是一个午后，编辑部去天津开年会，漫长、无聊而又必需的会议，回程时大家的心情反倒都放松下来了。天空吹着和畅的暖风，主编开着他新买的宝马车。那车真不错，动力强劲，我们在高速路上，一路向前。我告诉主编，2014年我想做一次长途旅行，写一本书，希望停薪留职。几乎没有费什么口舌，他答应了。我把这看成第二个吉兆。

　　第三个鼓励来自丈夫。我告诉他："2012年以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报道中国当下的信仰市场，关心宗教、修行给人们带来的改变。对于这类题材，我有了一定经验。现在，我希望自己能写出更独特、更有价值的作品。"同时也申明，要花好多旅费，要在家里停薪留职一段时间。

　　丈夫的回答让我感动，他让我不要担心经济问题，因为他支持我这样做，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对长辈，我说想写一本宗教版的《文化苦旅》，要出差几个月，父母觉得"挺好。"

　　没有制定细致的旅行计划，只是抱着一种混沌的决心去推进这件事，然后就听天由命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一件事情，如果你想得特别仔细，或者建构得特别具体，往往到*后就失去了真正操作的勇气。*好的方式是，别想那么多，直接上。

　　不论是对出版人、主编，还是对丈夫、家人、朋友，我都没有提彩光教室的那次冥想，而且我根本不需要说那件事，就可以跟他们清楚地解释这么做的原因--首先，我刚刚结婚，对婚姻生活一点经验都没有，内心储存的东西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我模模糊糊觉得应该给自己内心增添一点什么，也模模糊糊觉得不够了解自己。所以我需要出走，用一次长途旅行帮自己梳理思绪。还有，我已经做了十年记者，却没有写过任何不为稿酬而写的东西，我想拥有自己的作品。

　　以上两点原因，几乎可以说服所有人。至于内心的声音，那次冥想课，我暂时不打算跟任何人去聊。我觉得那是一件过于隐私的事，如果说了，会很羞耻。

　　什么时候可以说呢？完成这次旅行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