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开的大幕——新时期“戏剧观”论争研究论纲

《半开的大幕：新时期“戏剧观”论争研究论纲》：
　　四、西方现代派导表演的导向性影响
　　新时期“戏剧观”论争把布莱希特和相应的中国戏曲推到了*前台，论争的很多内容都由此展开。但与此同时，西方现当代一些戏剧实验者也被中国的戏剧革新者高度关注。
　　但是，西方现代派导表演的影响，从实际效果而言，可谓“雷声大雨点小”，只能说起到了一个导向性的引导作用，真正的深入肌理方面则还不如布莱希特方面做的更远。翻译的原因，实际理解的原因，交流的原因，现场观察缺失的原因，文化背景与时代背景差异，错落的整体原因，再加之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戏剧理论热度骤降的现实原因，这一切都成为一个开放的洞口，却难以总结出实质性的成果和互动进展。直至今天，年轻一代的编导对此也是概莫能是，模糊而言。应当说，开放的姿态迎来了这个新的方向和参考，但真正的互补和交流还是没有产生，即便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外间的演出交流日趋繁盛，文化内在的探讨仍然没有在核心地带驱散迷雾。所以，这一部分的研究相对来说也是少见一定数量的实物内容的。
　　格罗托夫斯基及其“贫困戏剧”的理论与实践，阿尔托的“残酷戏剧”主张，*令中国戏剧导演感受到彻底解放的彼得·布鲁克关于“空的空间”的阐释，以及在中国带来一阵实验热潮的理查·谢克纳的“环境戏剧”，都是戏剧理论界频频出现用以借鉴的*新的戏剧美学主张：人们渴望拿来他们的视角和经验来丰富中国的话剧舞台。其中尤以格罗托夫斯基“贫困戏剧”的一套肢体训练方法，得到了延续于布氏与戏曲讨论的那种对演员肢体行动重视的关注和学习。
　　而他们之所以能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剧坛引进参照，*迫切的原因或许正如余秋雨所认为的“所谓‘布莱希特之后’，实际上也就是以阿尔托为源头的戏剧人类学潮流的渐渐展开。”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特征，尤其是阿尔托与格洛托夫斯基，他们对戏剧回归原始性、宗教性的努力方向与当年中国文化界开始关注哲理思考，关注“终极关怀”，文学界的“寻根热”，以及对人生与社会现象的种种“忧思录”相契合，中国的戏剧人也因此开始和戏剧终极源头的思考相接触，尽管很多还停留在外围，甚至只是惯性思维下对肢体语言的运用和学习，但这个方向已经开启。余氏也开始意识到“如果以阿尔托的观念来看布莱希特，那么，那种社会——历史哲理，那种在间离后所产生的理性思辨，都属于不真实的、被现代文明所控制的、沉埋于言词间的戏剧范畴。”“由于演员呈示的是一种圣洁的生命，因此，它也就足可囊括历史、消融历史。……这样，历史化、史诗性就不存在了，只剩下了历史背后更根本的存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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