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大家的360度艺术启蒙书发现高更:在孤独中飞翔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去哪里？　　——对命运的诘问　　高更的一生命运摆荡，他从出生就随着家庭，漂浮在出生地与母系娘家的异乡之间，“来自秘鲁的野蛮法国人”是他分裂身份的自我认同。青年时代浪迹在海洋与陆地间的航海生涯，虽然结束于上岸之后的生活，但绘画*终又将他牵入创作生涯，而巴黎与布列塔尼、法国与塔希提岛，在他的后半生也刻划着他乡与故乡的摆荡状态。　　高更回到塔希提岛的第二年，是他命运急速凝结的时刻。这一年，才20岁的长女艾琳去世，而高更几年前在丹麦见到它就是*后一面，高更为女儿取了与母亲一样的名字，这是他5个小孩中唯一的女孩，高更十分钟爱她，在书信中常和她谈起在布列塔尼与塔希提岛的种种。女儿死后，高更画了一件《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去哪里？》的大画，高更仿佛将他对失望的人生与时常萦绕心中的空虚宣泄了出来。然而这并不只是一件感性色彩浓厚的抒情之作，巨大的尺幅也并非一时挫折的即兴之举，女儿的死讯毕竟给高更一个冲击，将他这些年来追求个性与艺术的成就与失落，反映在这一件充满着问号的决定性之作上。　　这件宽达374.6公分的油画，是高更在塔希提岛所绘制的作品，巨大的尺幅，在与原始社会并不相称的条件下显得格格不入。高更曾有意参加巴黎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虽然后来因为错过截止日期而懊恼不已，但高更绘制巨作恐怕并非单纯源于爱女过世的伤痛，或是他对于一时处境的感伤。这一件巨作提出的是人生起源与未来的大问题，又何尝不是当下审视自己的诚实问题？一幅原始社会的人类形象，带着浓厚象征色彩的群组，融合神秘信仰与朴实生活，原始的自然与繁茂的花木，幽深的神秘感与充满阳光色彩的健康胴体，以不同的生命阶段，构成带有对比色彩的整体印象。矛盾的是这描绘原始社会的形象，却具有文明世界里史诗般巨作的格局，标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去哪里？》哲学般的思维所探触的，不只是原始人类的单纯感情，画家由右到左叙述着人生的起源与命运的流向，也看出高更在艺术史上建立里程碑的企图。　　画面的中央以一个明亮的人物举起双手摘取生命的果实开始，将左右划分成两个世界；从右下角开始是诞生的新生命，而生命“从哪里来”从来都是神秘的，也是一个问号。这里有温馨的人群包围，自然形成的小型社会，在这生命起源的群像与画心摘取果实的站立人物之间的背景中，出现着倾谈对话的人物，仿佛比喻着知识与思考的深处，对照着中景裸露的身躯，伸展出人类原始形态的女子，或喻示知识思想与原始素朴之间的永恒命题。高更在这里提出了个人的观点，而高更自己便是一个从知识与文明的森林走向原始之岛的旅行者。　　跨过中央，左下角是衰老的人物，生命的结束。这老死与空虚的命运，人类既无能阻挡，也必须接受，而死去的世界“要去哪里”也仍旧是个问号。左半部的背景之中，有一座尊严的石像，一位女子背对着石像祈祷着，仿佛从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之后辗转游移于知识进化与原始天真之间，到命运终了于老死空虚的过程中，还有一块接近宗教的神秘地带让人获得宁静。相对于右边知识进化与原始社会的对比，左边的神像与祈祷的女子，仿佛是高更在幽渺阴暗的林中写下了他的答案。这件画作虽以问号开始，又何尝不是高更对于人生的答案。　　高更为了制作这一件大型油画，曾绘制一件构图谨严的水彩着色格线图稿，而这件史诗般大画中的人物图像，也曾在其他画作中重复出现。如中央站立着将画面分开成左右的摘取果实的男子，不仅有完整的作品习作（1897-1898），在他生命的*后的1903年，绘制了一件《召唤亡灵》将这个人物造型重新再现，但却换成裸体的女子。左下角肤色黝深的裸身女子，则是沉默的女子《薇露玛蒂》（1897-1898），《愉悦之水》（1898）则出现在右下角围绕初生婴儿的女子群像与左方背景中的蓝色神像。　　观看1898年6月在塔希提岛所拍摄的，绘制现场的黑白照片，我们不禁讶异于画家在塔希提岛这并无艺术知音的化外之地，绘制了一件恐怕只有在文明社会的画坛才见得到的油画巨作，从而感叹艺术家孤独的心境，随着史诗般的视野和画幅的巨大，也更加深刻。事实上，高更早在几年前的1894年就曾绘制过《白日之神》，这幅带有祭典图像般的作品，也是对称而带有浓厚的宗教意涵。虽然描绘的是白日之神却带有一股莫名的神秘感，图中的人物也采用了他在油画和版画中曾经出现的形象。　　这件巨作也很容易使当代人联想起，高更在来塔希提岛之前的1890年，他所赞佩的普维士·德·夏凡尼（PuvsdeChavannes）充满象征寓意的油彩大壁画──《艺术与自然》（1890），那田园诗般的静穆与想象。其实就在高更完成《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去哪里？》的同时，也又作了一件狭长横幅的《塔希提岛的牧歌》（1898），也是以直立人物划分左右情境，温暖的色彩象征着无忧的乐园，却全无神秘幽暗的阴影。　　高更绘制巨幅作品的动机，恐怕不能排除巴黎画坛曾经给他的刺激与记忆，他终究是曾经想要回到巴黎发展艺术生涯的欧洲人，可是“来自秘录的野蛮法国人”的自我认知，让远在塔希提岛的他在寄回欧洲的信件中，不断对妻子和画友与经纪人提到塔希提岛才是他的安居之所，巴黎一时间竟成了他乡，这个“他乡”却仍然带着画坛的吸引力，让身处于塔希提岛群岛的高更，内心还保有一个不能放弃的角落。　　高更曾经在1902年一度因病想回到巴黎，他的经纪人与好友蒙佛瑞却劝他留在塔希提岛，明白告诉他，身为一个在“化外之地的豁免者”，他已经“进入艺术史了”。重读着高更在1897年底寄给蒙佛瑞的信，上面画着这张大画的草图，谈着自己的挫折与企图，令人惊觉那正是高更要留下这一件可能中断生涯的巨作之关键时刻。即使是疾病、孤独，与渴望受到重视的心理诱使着高更回到巴黎，他该何去何从呢？尤其他在1900年离开塔希提岛前往马贵斯群岛，世人知道他在依瓦欧阿岛建造着他的“欢乐之家”，可是高更的财产、健康每况愈下，甚至申请回到法国也被殖民当局的官员刁难。无论是依瓦欧阿岛的欢乐之家，或是巴黎的故乡，高更已是有家归不得，回想起5年前的这一件《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去哪里？》的大画，他仿佛早已预见自己命运与艺术的不归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