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在温柔敦厚与直抒怨艾之间 中国文学中的诗怨传统

　　《在温柔敦厚与直抒怨艾之间：中国文学中的诗怨传统》：　　与后面要探讨的哲人之怨和家国之怨相比，源自现实人生境遇、感发于一己悲欢的个体之怨，在诗怨这个大家族中属于“非主流”，向来不被关注。实际上，在汉代之后的儒家诗教视野下，不论哪一种个体之怨都是非主流的，价值评价也并不高。关于这一点，很多诗人、诗评家都有明确表达。比如洒脱如郑板桥在其《后刻诗序》中曾有这样的表述：“古人以文章经世，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颜色，嗟困穷，伤老大，虽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过一骚坛词客尔，何与于社稷民生之计，三百篇之旨哉！”这里，郑板桥竟然把“嗟困穷，伤老大”的作品与“逐光景，慕颜色”之类并置，认为都有违《诗》之“风人之旨”，是无意义的。当然，郑板桥对于这些表达个人喜乐作品的极端评价，未必是他真正的想法，或许是理想在现实中不能顺利实现之后的意气之语，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儒家诗教价值标准对于表达个体之怨类作品的价值评价。王夫之对个体之怨的批评比郑板桥更为直接：“征妇闺中之怨，怨之私者也，盛世之音无怨，而录征妇之怨，被管弦以奏之庙廷，何取乎？日：斯以为盛世之音也。盛世之怨，舍此而无怨焉耳。故《南》之有《卷耳》《殷雷》也，《雅》之有《出车》《杕杜》也；《鸿雁》作，求为此诗而不得矣。”在王夫之看来，闺怨之情只是一己之私情，是不值得也不应该表达的，更不值得宣扬。《诗》中的此类诗歌之所以可取，是因为这些诗歌都不仅仅在书写闺怨之情，而是关乎家国之大情的。　　郑板桥和王夫之关于一己之情的看法，自然有着各自诗学观念的支撑，但与儒家诗教惯于把“诗怨”与“言志”“讽谏”等相联系的传统也有莫大关系。从整体上看，“言志”“讽谏”当然是“诗怨”命题的重要维度，却不是唯一的内容标准。否则，就是对诗怨命题的简单化理解，会把该命题的内容范围和精神意蕴大大地窄化。如果跳出儒家诗教的约束和学术研究的惯性，我们可以发现，书写个体之怨的怨诗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审美特征。　　从文化价值角度说，这类怨诗恰是儒家实用主义现世精神的表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影响，中国的礼乐传统侧重把人的情感“引向现实人际的方向”，于是不是人与神的关系，也不是人与自然的斗争，而是“亲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亲族、同胞……这种种人际关怀，以及由这种种关怀所带来的种种人生遭遇和生活层面，如各种生离死别（‘送别’便是华夏抒情诗篇中的突出主题）、感新怀旧、婚丧吊贺、国难家灾、历史变故……被经常地、大量地、细腻地、反复地咏叹着、描述着、品味着”①。换句话说，对于个体之怨的反复书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重现实人生的反映，也是这一文化传统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