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

一、敦煌藏经洞的开启藏经洞的开启恰与八国联军攻打圆明园同时。清朝末年，湖北麻城人王圆箓（1849-1931年）从肃州（今甘肃酒泉）巡防营退役。他无衣无食，又没有什么谋生的本事，着实吃了不少苦。好在他精明顽强，对道教又挺有好感，便很快在酒泉出家当了道士，取法号为“道真”。王道士文化水平不高，道教知识也很有限，出家后依旧四处化缘漂泊，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前后来到了佛门圣地莫高窟。面对这里生动感人的神佛塑像和金碧辉煌的宗教壁画，王道士突然生出虔诚的信敬心，认定此处是栖鹤伏龙之所，立志要在佛窟中光大道教。于是，王道士在位于莫高窟南区北段的，今敦煌研究院编号为第16窟的东侧建起了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开始认认真真地传道募化。那时敦煌民间佛道不分，常常混同信奉，王圆箓又能说会道，远比当地不精汉语的红教喇嘛更能接近世人。因而他到敦煌不久便聚集起了一大批信徒，香火很盛。王道士便开始用募化来的钱在莫高窟“广修功德”：雇人在窟内抄写道经，将某些佛像改塑为道教灵官，打通洞窟之间的隔墙，为登窟巡礼的善男信女修建通道，清理底层洞窟内的积沙，等等，干得十分起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清晨，一个在第16窟干活的雇工杨某工间休息时，用芨芨草引火点燃了一支旱烟，然后随手将燃剩的草茎插进了16窟甬道北壁的裂缝，谁知这根长长的芨芨草却被轻而易举地全部插了进去。杨某急忙敲敲墙壁，回应的声音空洞沉闷，里面似乎是空的！他赶紧将这一意外发现报告给了王道士。王道士沉着老到，吩咐他不要声张，一直等到当晚夜深人静时，才带着杨某悄悄挖开墙壁，找到并开启了密室的封口。这个密室就是后来震惊中外的今编第17窟藏经洞。倾颓泥墙扬起的灰尘尚未落定，王道士便急不可耐地将头探了进去。借着手中昏暗的灯光，发现洞中堆积秘藏的不过是些故纸残画，根本不是他期盼的可以用来达成他修“功德”夙愿的金银财宝。他有些失望了。可是他哪里知道，这些文书画幡的价值远不是金银能够衡量的，乃是千载难得的无价珍宝——这就是泽被学林的以文书为主体的敦煌藏经洞文物！藏经洞的窟门仅高1.8米，宽0.8-0.9米，洞窟内部东西长2.7米，南北宽2.8米，高2.5米，四壁向窟内略倾，容积不足20立方米。它原本是第16窟的一个耳室，开凿于晚唐，*初约为第16窟窟主,中晚唐时期的敦煌名僧洪辩坐禅修行的地方或寺庙的“廪室”（存放粮食的地方）。洪辩去世后便被改为他的影堂（纪念堂），并作了一番布置：在洞窟后部居中设立床座，座上端置洪辩塑像，并将其骨灰用纸和丝棉包好，置于塑像背部的一个小洞中，像后北壁则绘画枝叶相交的菩提双树及侍立树侧的比丘尼、近事女，窟室西壁还镶嵌有唐大中五年（851）洪辩告身碑等。关于藏经洞封闭的具体时间，学界已争论多年，迄今没有定论。由于可确认为第17窟藏经洞所出的文书上题署的*晚纪年为北宋咸平五年（1002），大家推测，藏经洞可能封闭于1002年之后不久的某个时间。关于藏经洞封闭的原因，学界也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有学者认为是当地僧人将无用字纸废弃封销，也有学者认为是当时敦煌人出于对下列某一历史事件的担忧而采取的防患于未然的应对措施：1006年于阗佛教王国灭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1036年西夏占领敦煌；十一世纪末伊斯兰教东传，哈剌汗王朝大肆毁坏佛教艺术品，等等。总之，大约在11世纪时，出于某种政治原因，或基于某些民俗习惯，莫高窟的僧人把洪辩塑像移到了今编第362窟内，将第17窟改造成了一个图书文物贮藏室，在窟内堆积码放了数万件佛经、道经、社会文书、绢画、纸画、香炉、法铎等经籍文物，然后封严洞口，在封闭处沫上了一层泥，并请人将第16窟全窟，特别是甬道北壁重绘了一层壁画，从而把封堵17窟的痕迹巧妙地遮掩了起来。这样，至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时，窟中文物安然保存了近900年，已经成为无价奇珍。可是，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浑然不知藏经洞文物文献的真正价值，终于给宝藏带来了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