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林奇:他来自异世界

在大卫·林奇的创作生涯中，有四个转折点，这四个决定性的时刻让一个平平无奇的爱尔兰姓氏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形容词。 1961年：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一个女孩把十五岁的大卫·林奇介绍给了一个叫托比·基勒的男朋友。基勒的父亲布什内尔是一位画家，擅长画风景、静物和航海场景：就是那种挂在壁炉上的艺术品，质地尚可，销路尚佳。林奇在参观他的工作室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原来靠这个谋生是可能的。布什内尔·基勒给了这个男孩一本罗伯特·亨利的《艺术精神》。亨利是垃圾箱画派这一写实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这一画派喜欢表现灰暗的城市，崇尚“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信条。亨利也是一位很有感召力的老师（学生中不乏爱德华·霍普、乔治·贝洛斯这样鼎鼎大名的人物）。这本书是他的笔记和与学生对话的合集，除了技术指导之外，也有他关于艺术作为“我们*伟大的幸福”源泉的思索，还掺杂了一些激励性的话语（“创作出一些伟大的作品，孩子！”）。对少年时代的林奇来说，这本书几乎改变了一切，成了他可能从事这一行的象征。他决定把自己献给崇高浪漫的艺术事业，或按照他喜欢的说法，“艺术生命”。 1967年：林奇是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的一名学生，很巧，在1880年代，罗伯特·亨利也在这所学校就读。在宾夕法尼亚州落脚之前，林奇曾短暂地在波士顿的艺术博物馆学院求学，之后他曾计划前去欧洲师从表现派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但无功而返。对于这个小镇青年来说，费城贫穷暴力的社会底层——尤其在林奇生活的那个破旧不堪的后工业社区——是一场噩梦，但也正是在那里他开始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立足，在那儿形成了他自己“*初的原创思想”。他的画作不管是字面还是形象上都变得越来越更阴暗。有一天下午，他正在创作一幅近乎全黑的画作，画面中是一个夜色中的花园，他感觉到有一阵风从油画布上吹来，似乎要搅动画笔下的树叶。他开始想：要是画移动起来会怎样呢？要是它们能发出声音呢？几个月后学校的年度比赛上，林奇提交了一个多媒体作品：他把定格动画投射在雕塑银幕上，画面中是一组面目狰狞的病人，胃里、食道里填满红色液体，他们纷纷呕吐，配以刺耳的汽笛声。他称这部电影处女作为《六人患病》。这部作品获得了一等奖。 1973年：尽管林奇很喜欢洛杉矶的新家——1969年，他与同为艺术家的妻子佩吉和刚出生的女儿詹妮弗搬到这里，在刚成立的美国电影音乐学院注册入学——对他来说，那段时间是他的人生低谷。他被**部剧情长片《橡皮头》旷日持久的制作过程搞得心力交瘁。时断时续、资金短缺的拍摄过程还将持续三年多。作为一个有家室的男人，这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也因为养家糊口的责任苦不堪言。他感到焦虑沮丧，常常发脾气。他妹妹玛莎推荐他试一下她几个月前开始练习的超觉冥想。超觉冥想的创始人是玛哈瑞诗·玛哈士，他是包括披头士乐队成员在内许多大明星的精神导师。对此林奇将信将疑，但他又很好奇，就去洛杉矶的超觉冥想中心走了一趟，在那儿一位指导老师——长得像多丽丝·戴，日后他还会想起这个人——分配给了他一段口诀，就是“声音—震动—思考”。二十分钟里他要集中精力，双眼紧闭。那种“纯粹至乐”的体验无与伦比，以至于他丝毫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林奇是那种喜欢遵循习惯的人，他声称从那以后没有落下一堂课：一天两次，每次二十分钟。他把与日俱增“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归功于超觉冥想练习，每次静坐的时候，总会在身边放上一本记事本和一支钢笔。 第四个时刻更难定位。也许是在恶评如潮的《沙丘》之后，这部片子促使林奇放言如果*终剪辑权不在他手里，他宁愿一部电影都不拍。也可能是在意外大获成功的电视剧《双峰》被停播之后，此事导致林奇在一块木板上用大写字母写下“我永远都不会涉足电视业”。（日后他会不止一次食言。）又或许这个时刻来得更早，就在他由画画这种个人艺术转向电影这种集体艺术的过程中，尽管林奇拍电影时也像画画那样掌握绝对的控制权。或甚至比这还要早，那个东游西荡的童年时期，蒙大拿的美国西部历史、个人主义神话一直在他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不论是哪个时间点，即便从事电影这样一种工业化的媒介艺术，林奇依然意志坚定，在主流压力面前不随波逐流，自始至终只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