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小丛书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

**章 历史的回归 似乎每代人都有这样的幻想：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同凡响的时代。我父母的那一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和战后重建的奇迹。我哥哥和姐姐的那一代，经历的则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抗议运动，以及民权和妇女平权运动的胜利。到了我这一代，则是经历了冷战的结束。 在1989年的那个秋天，人们很难不去相信，这个世界上将要发生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东欧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骚动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似乎是一个宏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只是历史轨迹的发展走向仍不明朗。当时，我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11月9日，我在电视上看到民主德国拆除柏林墙的画面时，立即和几个同学跳上了前往柏林的航班，去亲眼见证一个帝国的瓦解。当我们第二天到达柏林的时候，柏林墙两侧充斥着派对的气氛，几乎要爆炸。汉莎航空的空乘人员向集会者派发沙发。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很多人当时只是**次出国采访—吊在临时搭建的转播台上做“现场直播”。那个时代*敏锐的西方观察家，英国记者兼作家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则将11月的那一个时期形容为“历史上*伟大的街头派对”。的确如此。据估算，民主德国有将近200万人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个周末前往西柏林—他们中的大多数花光了联邦德国政府送给他们的欢迎礼物：100德国马克。当回家的时候，我带上了一块柏林墙的残片，上面绘有涂鸦。我不禁有一种身处历史中心的喜悦感。 剧变发生得如此之快，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 受这些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影响，美国的政治评论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叫作“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他的中心观点是，1989年东方和西方对抗的结束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同样也是人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进化终点的信号。他预测，我们将会看到传统权力政治和大规模冲突的衰落，这会将我们引向更加和平的世界。 10年之后，冷战的结束和自由民主国家数量的持续增加，的确显著降低了国家间战争和种族间战争的数量，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数量也大大减少。在20世纪的整个90年代，曾经的超级大国携手推动德国重新统一，终止了在非洲的“代理人战争”（Proxy War）。美国也减少了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推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东扩，接纳原先属于苏联阵营的国家加入北约。中欧、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拥抱民主制度，并被纳入逐渐扩张的欧盟（EU）的轨道—欧盟*早只是作为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存在，但是在1993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he Maastricht Treaty）签署之后形成了统一货币，在外交政策、司法和移民问题上也加强了政治协调和合作。 多亏有了团结的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联合国也从冷战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在国际和平和安全领域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这一改变*初的信号，是1990年8月应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当时的联合国安理会—不再受制于美苏对峙—一致要求伊拉克无条件撤军。对美苏两个曾经的对手而言，这一合作程度堪称史无前例，用前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的话说就是，“在半世纪之后……冷战咽下了*后一口气”。1992年1月，安理会举行了**次首脑峰会。大使和国家元首们齐聚一堂，共同发布声明，重新确认对《联合国宪章》*初确定的集体安全目标的承诺。他们同时还授权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要求他就如何提升联合国能力、解决后冷战时期的冲突并维持和平提出建议。在名为“和平议程”（An Agenda for Peace）的报告中，加利指出，世界超级大国之间结束长达数十年的紧张关系，给了联合国“新的力量源泉”，可以用来应对国际安全中的新威胁，并发展出新的机制和能力。其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联合国成立了人权高级专员公署（UN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用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和保障人权，同时还成立了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用以增强联合国应对人道主义灾难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就我自己而言，我继续沉醉在1989年神奇而又和平的革命荣光之中。在那些国家里，出现了民主选举。中央计划经济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宝贵的消费品—远离普通民众很长时间—出现在街头巷尾的货架上。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相信未来注定将会和过去不同。 冷战的结束，同样也为结束跨越数十年的危机外交、核军备建设和花费巨大的干涉他国行动提供了可能性，生活在铁幕后的人也有了开启新生活的可能。在整个1992年的夏天，我在布拉格，向来自苏联和东欧地区国家热切的学生们传授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新的酒吧和迪斯科舞厅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捷克的首都，在由曾经的异见分子和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领导的新生民主国家里工作也让人陶醉。回首往事，这无疑是我生命中*美好的一个夏天。 ………… 通过《新闻周刊》（Newsweek）记者迈克尔·迈耶（Michael Meyer），我们现在知道在11月9日那天，有两个人做出的关键决定，无意间导致了柏林墙的开放。**个是民主德国政治局的发言人，他原来要在新闻吹风会上宣布民主德国的每个公民都被允许持有一本护照。就在晚上7点前，当被记者问到这一决定何时生效时，发言人—之前一直在休假—大吃一惊。他稀里糊涂地说，“立刻”。这一新闻当时正在被电视媒体现场直播，立即被民主德国民众（一向从反方向理解政府意图）理解为政府允许他们离开民主德国。因此他们蜂拥出发，冲到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各个检查站点。在其中的一个检查点，“查理”检查点（Checkpoint Charlie），另一个人—一名民主德国的边境守卫—做出了第二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同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当时，他一边紧张地注视着那些正在向柏林墙检查站行进的人群，一边着急联系上级试图获取行动命令。过了晚上11点，数次电话联系未果以后，他耸了耸肩，下令“开门”。剩下的，正如他们所说，就是历史了。 诸如“历史的终结”这样的宏大叙事，并没有很好地评价个人在其中的作用。他们同样也忽视这样一些事实，即倾向于认为很多历史事件是不可预测的，或是不可能预测的（即便是在复盘时，他们也认为历史是不可避免的）。柏林墙的倒塌和德国的重新统一就是两个典型案例。另外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罗马帝国的崩溃。如果我们一直这样模糊地处理下去，被“我们的模式是*好的”这样的假设所麻痹，以为当下的这些挑战或许*终并不会击溃我们，认为世界上的其他人也会“想要我们所想要的”，那么我们*终将无法做好准备，以应对未知的冲击，或是业已显现的政治制度衰落的信号。 在相对短暂的历史上，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克服了很多危机。但是由于西方社会的统治者以及被统治者的自鸣得意，这一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已经被麻痹。我们在过去的相对成功导致了盲点的出现，并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将我们带入更大的政治及经济混乱之中。历史回来了，回来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