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第6辑)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第6辑）》：　　**，要改变直接搬运西方现成科学果实的做法。通过配置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脾气，“使科学影响一般人生，改变人的心习思想。”①也就是要从日常的科学行为人手。张申府就明确反对将“钻故纸堆的汉学”“造就些驯服的机器”作为科学的目的。　　第二，突出理性在科学中的主导作用。张申府反复强调：“科学法的特点是切实，是唯物，是客观，是数量的，解析的（或说分析的），反对的是笼统幻想，任凭感情冲动”，“理性的极致是辩证与解析。唯物，客观，辩证，解析，便是现代科学法的观点与内容”②，总体上，就是肯定理性对个人的限制，实现理性作为一切统治的根本。　　第三，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重新加以组织、重新作出估价，找到科学与社会结合的途径，这一点相比于**条和第二条更为根本。“五四时候已晓得了马克思。但全国读过资本论的也还没有一个。就是马克思的其他著作，除了共产党宣言以外，恐怕也是全国没有读过的。那时知道称道唯物史观了。但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论也是全国没有一个人晓得。”③由是，新启蒙运动对五四运动的扬弃就在于此，要制造一种潮流使自然科学与辩证法、唯物论充分地开展。　　面对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新启蒙者*直接地想到要用科学来建立新的思想体系，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重新作出判断。回首国民革命，正是因为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所以才对中国社会运动的性质、动力、联合形式以及转变前途等问题缺乏准确认识，产生了“中庸和犹豫的思想政策”。④要更好地发挥科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的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得到了空前的研究和传播。追溯这一科学观的发展，要回到1936年《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发表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在该文中，“新哲学”即为“辩证唯物论”。陈伯达非常鲜明地指出：“应该打破关门主义的门户，在抗敌反礼教反独断反迷信的争斗中，以自己的正确理论为中心，而与哲学上的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进行大联合阵线。”这种联合看起来是营造了各种思想交融汇合的活泼局面，不过，很快地就出现了思想的紧缩。1937年12月，何干之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书中从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说起，依次清算了“康梁的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的三民政策”“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时代及其以后的新社会科学运动”，进而提出：“目前在理性运动面前，以公正的姿态，批判一切非理性的东西。”那么，什么才是理性的表现呢？他解释说：“无论一篇科学论文，或是一篇文学作品，只要它是现实的反映，对于我们认识目前的局势有好处，那就可以说是爱国主义。并不是什么东西，开口闭口都不离爱国这两个字。我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科学与艺术原来是两门不同性质的学问，科学是抽象地反映或表现现实，而艺术却是具体地反映或表现现实。一篇论文，不论是历史、经济、哲学都用分析方法，有条不紊地把世界解剖了，但是一篇创作，不论是小说、戏剧、诗歌，却用具体的事实来表现这个世界的面貌。然而无论是抽象的或具体的，他们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使人们认识这个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这样一来，理性就被转述为在爱国语境中的一切客观反映，科学也成为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