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家培学术自传

壹 学术领域与学术轨迹概述 我的学术领域主要是数量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我研究这两门学科主要是在20世纪80—90年代。我对数量经济学的研究，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但是受各种外来因素的影响，直到改革开放开始时，才有正规的研究，而1998年， 我年满66岁就退休了，已无研究的条件了，数量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在当时都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但在我国学术界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我竭尽全力，在开拓和倡导该学科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先后于1979年创立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和1989年创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两个学会创立之初都由我任理事长。依靠全国性学术团体的力量来推动数量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这两门新学科的发展。上述两个全国性学会的成立，都被载入了“20世纪中国经济学大事记”。 我对数量经济学的研究是领导交办的任务，颇有“计划经济”产物的意味。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1959年访问苏联归国后上报党中央，要开展经济数学方法（全称为“在经济研究和计划工作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研究。为此成立了一个3人研究小组，我任组长。我提出“学习、宣传、研究”六字方针。20世纪70—80年代，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领导编制全国经济学3年（1978—1980）、8年（1978—1985）中长期规划，要把经济数学方法作为重点学科来发展。在编制规划过程中，我感到经济数学方法这个名称与其他学科相比，不像是学科名，更像是领域名，于是就向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谈及了这一点，他指示我召集全国经济学界、数学界、管理学界、工程技术界近30名学者，共同商讨后， *终由于光远决定改用“数量经济学”这一命名。之后，我提出了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 我认为，数量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数量关系及其变化规律性的，经济量有单个量、复合量、综合体系量（如经济数学模型内各变量和参数的集合）等，经济问题没有不能量化的，只有一时还无能力加以量化的。同时，数量经济学在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犹如数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当数学用到经济研究后，还可有新的叫法，如优选法、统筹法等。我们向苏联学习，也向美国学习，学习不是照抄照搬，而要去伪存真、洋为中用，我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走中国独立自主的研究道路，既反对害怕、拒绝数学方法的“数学恐惧症”，又反对滥用、错用数学方法的“数学狂妄症”，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工作中，正确运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还要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观点。我认为，定性研究很重要，定量研究也很重要，两者应结合起来，用后者去补充和深化前者。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不仅能推动和加强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而且会促进计划统计工作以及其他经济管理工作的准确性和现代化。 我们研究数量经济学，首先是从分析两大部类相互依存关系、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经济数量联系（包括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开始的，至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务院领导的支持，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到企业，一度掀起了编制和分析各种类型投入产出表的热潮。20世纪90年代前后在学界又出现了研制和应用经济数学模型尤其是经济计量模型的高潮。数量经济学除用于经济结构分析外，还用于经济预测和政策评价（或叫政策分析），当时我国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了经济预测中心，经济预测分析报告日益增多。数量经济学连同经济控制论以及经济周期理论共同构成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基础，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这两个工具变量，通过紧与松相搭配的各种组合，如双紧、双松、一紧一松、一松一紧、不紧不松等，逐步逼近增长率、通胀率、失业率等目标变量的既定目标所做的分析评价，进而据以缓解政策压力以至改变政策方向或控制政策变化。我对宏观经济调控做了较多的研究，与他人合著《宏观经济控制论》 ，并对20世纪80年代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提出过综合治理方案。对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我不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主抓应用数量经济学时不能忽视理论数量经济学的重要性，在以宏观数量经济学为重点时，还应关注微观数量经济学，如企业数量经济学研究，录用数量经济学论文时，以问题导向的论文为主，也应适当增加方法导向的论文。我还对21世纪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做过展望，提出过战略方向和战术实施等建议。我认为，未来数量经济学的发展重在应用，贵在人才。回头看，我国*早研究数量经济学的三位成员中，有一位因怕自己研究不了经济学很早就离我们而去了，另一位则转向专心研究数量经济学，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他曾是我得力的合作伙伴，在我的带动下也曾完成过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课题，其成果还是由我主评的。日本一位学者矢吹晋在《日中经济协会会报》（1985年第7 期）撰文谈中日经济学界学术交流，他的标题就是《中国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人乌家培》，这个提法与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还是相符的。 研究信息经济学是我自己选中的，颇有“市场经济” 产物的意味。1986年下半年，组织上把我从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调到国家计委（现名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现名国家信息中心）工作，任总经济师兼信息科学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我见到该中心主任张寿时向他反映，我对信息科学不熟悉，叫“信息科学与应用研究所”文法也不通，应该是“信息科学及其应用研究所”，他回答说上级已经批下来了，所的图章也刻好了，是个局级单位，不好改了。后来，我去访问钱学森同志，他是该中心的顾问， 他同意我的意见，认为信息科学含义太宽泛，到底是计算机科学，是电信科学，还是信息论科学，极不明确。钱老说： “你是研究经济的，改为信息经济与技术研究所也好。”因为信息经济与IT（信息技术）是紧密相连的。当我把钱老的意见上报后，中心和计委的领导都同意把所名改过来，并刻了新的图章。我随后在中心工作时出版的**本著作就叫《经济信息与信息经济》 ，从此我在研究数量经济学的同时开辟了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信息经济学。 在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成立的大会上，我把信息经济学定义为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非对称性） 与经济（市场行为、企业管理等）关系的研究，这三者的综合。我*先研究信息作为资源的重要性，它不亚于物质资源和能量资源的重要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要“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我同时还研究信息作为商品的价值、使用价值、价格形成、信息市场与信息贸易等诸多问题，我建议把信息市场列为重要的要素市场之一。 我把信息经济分为信息产业经济和信息社会经济两个范畴，先研究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信息产业包括芯片、软件、计算机、手机、电信等制造业和服务业，信息产业是为其他产业服务的产业，信息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有知识经济、智能经济、智慧经济等。信息社会经济是信息社会所有经济的总和，我在国内*先提出信息社会的概念，通过中国信息协会建议把电子部和邮电部合并成立信息产业部，这一度成了事实。我还通过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与其他同志一起组成“信息社会50人论坛”，并在早期参加过几次活动。与物质不灭、能量守恒不同，信息具有非对称性。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把信息非对称性引起市场行为产生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导致市场机制失效，为弥补其缺陷所提出的柠檬理论、信号理论、信息甄别理论以及在企业管理中为克服委托方与代理方之间信息非对称而导致管理受阻所提出的“委托代理理论”，统称为理论信息经济学，我对此有所学习和研究，通过与他人合编教科书和单独为经济大百科撰写词条，来推广和普及这部分信息经济学知识。 1990年，中国信息协会成立后，我任副会长长达十多年，这段时间里我通过主持信息化论坛，广泛研究信息化诸多问题，提出要全面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从企业信息化到政府信息化，从城市信息化到区域信息化以至全球信息化，探讨中国特色信息化道路和信息化战略。我在国内率先研究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还研究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相互关系，提出工业化推动信息化，信息化引领工业化，并与他人合作研究这两化的深度融合问题。对经济研究信息化问题我也发表过意见，阐述了信息革命对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随着5G移动通信即将实现， 特别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崛起，不仅人与人之间能互联互通， 而且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也将互联互通了，移动支付、网络约车等新事物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不胜枚举，我的研究只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 长江后浪推前浪，希望寄托在广大的年轻学者身上。 我先研究数量经济学，后又研究信息经济学，这不是偶然的。在研究数量经济学时，我发现数据是基础，信息是关键。数据的质量决定模型的成败，如果投入模型的数据是垃圾，那么模型产出的结果也只能是垃圾，所谓“Garbage in, garbage out”。在分析模型的结果并由此提出对策建议时，如果缺乏足够的、可靠的信息，那么就会无的放矢，甚至造成恶劣的影响。而研究信息经济学反过来又要借助数量经济学及其提供的方法。如信息经济的测量、信息效率的计算、数字鸿沟的描述等。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像我一样既研究数量经济学， 又研究信息经济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们往往同时是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和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重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