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辩护

　　《*好的辩护》：　　“什么案子？布鲁斯·富兰克林是谁？他受到什么指控？”我问。我只是模糊地对这名字有一点儿印象，但就像每天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城市和人名一样，什么“芝加哥7人案”、“广东城9人案”等，早已成了日常生活用语中的一部分。我一听到有关“印第安纳波利斯500人案”时，脑海里立即涌现重大阴谋，而绝不会是一场汽车大赛。　　“你是说你不知道富兰克林案吗？他是斯坦福的英国文学教授，有终身聘约，而他被解雇了。我们需要帮助，列奥纳德·波丹说你可能愿意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立即给你打电话。”　　确实，他们一分钟也没耽误。我甚至还没去过我的新办公室呢。我对她解释道，这是我的休假年，我无意参与此事。“你何不给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打电话，”我满怀期望地建议，并告诉他，这些教授中有不少人在民权和学术自由领域中十分活跃，在美国相当有名气。　　打电话的人——她声称自己是斯坦福大学教员政治行动小组成员——笑了起来，“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从法学院得不到帮助。莱曼校长把他们都抓在手心里了，那些站在我们一边的年轻教师也不敢说话。”　　“那你让富兰克林的律师给我打电话吧，”我建议道，希望就此了结此事，“我倒是愿意和他讨论这里面的法律问题。”　　“这正是问题之所在，”她回答说，“富兰克林没有律师。他以前有个律师，可现在他钱花光了。学校也不肯用公费为他请一个。他想找一个法学院的教授来助一臂之力，可就是没人肯自愿出来。”　　我告诉她，我不相信像斯坦福这样的大学会不给一个终身教授任何辩解的机会就解雇他。至少法学院的教员中应该有人主动出来给他当顾问，提供咨询意见。　　她答道：“你真是初来乍到。过几天你对富兰克林案件就一点也不会大惊小怪了。”　　我同意在吃午饭时与她及另外两个小组成员见面。只是我再次声明，除见面之外，其他什么事情也别指望我。　　富兰克林案件第二天又在谈话中出现了。我偶尔碰上一个新邻居，这人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任教，我5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暑期任教时与他曾是同事。我向他打听这个案子。　　“你得明白，这不是一件民权案，它也不牵涉到学术自由问题。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他在山里训练墨西哥非法移民使用武器。他是一个叫作‘必胜’组织的头儿，专门在校园里搞炸弹爆炸。几星期前他们就在附近扔了一颗炸弹。”他指着不远处，“就在‘教员贫民窟’附近。”　　“教员贫民窟”是指校园内教职员工住的一所所漂亮小楼，建造在斯坦福大学信托基金会长期租赁给他们的土地上。“富兰克林已经把这儿变成了一座丛莽，他也在课堂里进行政治宣传，”我的朋友继续说道，“你知道把他的麦尔维尔和霍桑的文学课程叫作什么吗？”他不等我猜，就自问自答道：“叫作‘毛’尔维尔和‘胡’桑①。他不是教授，他是政治煽动者，是个恐怖分子。”　　“不过，你说的显然跟给我打电话的女人讲的不一样，”我说，“如果能证明他干了这些事情，尤其是那些暴力活动的话，解雇他就没话可讲了。”　　“对他的指责不完全是这些事情，”我的朋友有点儿歉疚地说，“他干任何暴力行动时都小心翼翼，不让人当场拿获。他在校园里暗中活动，用对讲机向小孩子和当地墨西哥移民下命令，而暴力行动发生时他总不在现场。但我们终于抓住了他的把柄。他发表了几次煽动暴力的演说，我们有证据。他还企图在亨利·卡伯特·洛奇②在丁克斯派尔堂演讲时起哄捣乱，阻挠洛奇大使演说。”　　“这么说，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案子了，”我反驳道，“对他唯一真正的指控都与他发表的言论或叫嚷有关。”　　“是的，”这位斯坦福大学教授承认，“如果你用孤立的眼光来看待这案子的话。”　　“那么关于他请律师的问题呢？”我问。　　我的朋友回答说，“他不要律师，他想自己为自己辩护，这样他就可以在听审时发表政治演讲。如果他想要律师的话，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有许多人来为他辩护。”　　几天后，当布鲁斯·富兰克林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在听审时作为他的律师．这着实叫我吃了一惊。他告诉我，他确实要进行一场政治辩护，但他也想要一位律师在宪法**修正案和其他法律问题上出谋划策。　　我告诉他，我现在在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身份不允许我担任他的律师。他对此表示理解，可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见一次面，谈谈找律师的问题，只谈一个小时。　　我跟乔尔·克莱恩一起去见他。乔尔那时刚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在中心担任我的研究助理，为期1年，现在是一位华盛顿小有名气的律师。我们花了半小时在帕洛阿尔多城中下层人士居住的平房区，一条阴暗沉闷的街区寻找富兰克林的住所。（后来我们得知，他的住所没有地址牌，因为邻居经常故意对他滋事搅扰。）　　我们终于找到他的住处，按电铃时可以听到许多把门锁打开的咔嚓咔嚓声响。富兰克林出现在门口，他穿着一件蓝色工装衬衫，用怀疑的目光四下打量，然后叫我们进来，随即把门锁上。　　他用典型的黑人腔调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猪猡们又会破门而入。几个星期前这儿发生过一场枪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