罩袍之刺

深秋。北京东面一个购物中心的高层咖啡馆内。

从2013 年9 月开始，阿富汗不知不觉已成为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近几年人生中比较大的事，我都是以“**次去阿富汗前”“*后一次去阿富汗后”的方式记在脑子里的，公历年份反而成了第二顺位，在需要更精准的时间表达时才会拿出来用。

**次萌生出去阿富汗的念头是2010 年，我还是个青涩的背包客，愣头愣脑地游荡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一带。在白沙瓦玫瑰宾馆的顶层露台上，有人用电脑分享了一张他在网上看到的照片——一个位于巨大峡谷之间的静默的湖。这张照片说实话，拍得不咋的，可所有人竟都看得眼直，齐呼太美了（有人还激动地在“太”字前飙了脏话）。

我问道：“这是什么湖？在哪里？”

“Band-e-Amir，Afghanistan.”那个阿根廷小哥极富西班牙语特色的音调让人难忘。

阿富汗，好长的名字，舌头要在嘴里跳舞一样才能说完整个词，真好听。

2017 年夏天这本书完稿，我给整整半年没怎么出屋的自己放了大假，去了墨西哥和周边几个小国家玩耍，旅行的末尾从哈瓦那回国，中间要在迈阿密入境转机，当时那本护照上有近两年的三次阿富汗出入记录。虚胖的海关大爷起初只是随意翻着我的签证页，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扯闲篇儿，翻到某页时，他突然猛地一抬头，问道：“你去过阿富汗？”

“嗯，是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诚恳地补充了一句：“后面应该还有两张阿富汗签证。”大爷仔细地端详着我，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左手已经抚摸上了腰间的枪套，没准儿我一个表情没做到位，他就直接掏枪了。

次年在喀布尔的街头，因为身材高大，即使穿着传统的茶达里袍，我还是被众人认定是个穿着茶达里伪装成女人的大汉，三个巡逻警察如临大敌，将我团团围住，也是差一点就被他们用枪指着了。不过当我露出脸后，对方哈哈大笑，很仗义地安慰道：（你穿茶达里）真好看呐。

看，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我差一点被拿枪指着的唯二国家，就是美国和阿富汗（这么看来，全世界都能说阿富汗危险，但美国人不能说）。

越来越多的阿富汗人不愿意被以民族来划分。瑞吉娜的先生阿卜杜拉说这些年来，外部势力用“民族”轻易地将他的国家从内部分裂。在他的印象中，两个儿时*好的朋友，是一个哈扎拉和一个塔吉克，他说在那时，阿富汗人对“民族”这词儿感觉很淡，不像现在，各民族之间总是满心戒备。

2018 年3 月在阿富汗驻华使馆，我说参赞看着像塔吉克，“不要在意那个，”他的笑容温和而真挚，“对你而言，我是阿富汗人，这才是*重要的。”

“那里是不是特危险？”别人总爱这么问。我通常的回答是：“有危险，但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危险。”作为一些人炫耀经历的地方，这是一个来了就百分百“被塔利班用枪指着头”的国家，说得好像塔利班人人都很闲，没事就会等在外国人常去购买旅游纪念品的“鸡场街”或新城区的公园附近，见到外国人就跑过去用枪指着头，心中数秒几十下再迅速跑开，消失在人海中一样。这种不负责任的夸大给新华社喀布尔分社的人都气得够呛：“简直没有底线。我们在这里常驻几年都没有碰上更没有听说过的事，怎么刚好全让他们碰上了？”

而相对于和平国家，阿富汗无疑是危险的，对于当地人，尤其当地的新闻工作者和少数派什叶派穆斯林更甚，比如我的朋友拉赫马特。我上一次离开阿富汗不久，即公历2018 年5 月9 日，拉赫马特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配图是他的女儿阿米塔，惊恐的脸上全是泪水：

“人体炸弹刚刚袭击了我家所在的13 区。现在袭击还在继续着。这是我年满一周岁的女儿阿米塔。她**次听到爆炸声，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被吓坏了，大声地哭个不停。我的女儿，爸爸对不起你，我们生在了错误的地方。”

看到这条状态时，我倚着沙发，孬叔刚刚卸货，愉快地从猫砂盆里跳了出来，飞奔到我脚下伸着懒腰打滚儿。拉赫马特打下的一个个字母列队整齐，像一柄柄短剑瞄准着我的心挨个发射，一行行地读下去让人鼻子发酸，心里难过极了。

每次从阿富汗回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回到正常的生活是一种背叛。北京有不间断的电力，有电动门，有电梯。这儿的饭馆可以男女混坐，门口也没有荷枪实弹的保安。一天又一天，随着自我调整，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淡，对生命的敬畏似乎逐渐变得没有在阿富汗时那么触动人，活着偶尔也成了一种虚度，而不再是对平静生活的感激。

和平，对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而言，得到得多么轻易，这种轻易太想当然，无人感恩。多次前往阿富汗是我的选择，而对于大部分阿富汗人来说，他们无法离开家乡，根本没有这种选择的权利。很多阿富汗人选择发声，一次次地呼喊着请侵略者离开他们的家乡，让他们自己来处理自己的家事，可这种声音一直都被世界上的主流媒体选择性地忽略着。

罩袍，英国人称为波卡（Burka），阿富汗人叫它茶达里（Chardari），这种长至脚踝，面部用网眼布料织成的蒙面长袍，是外界对阿富汗女性的刻板印象之一，虽然它是一种典型服饰，也并非所有女人都会穿它。

种种刻板印象就如一根根刺，牢牢地扎在罩袍上面。这布料有时遮挡的不仅是她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双眼。

还好，对于别人描述的关于这个世界的话，我通常不会全信。毕竟说出口的、记录在纸上的都已经是一种观点，无论阐述的人声称他有多中立，因为中立毕竟也是相对的。角度决定态度。即便是报道事实，新闻也可以用字体的大小、词语上加的引号、图片的剪裁来表现该媒体的观点，而读者也在阅读的同时被这种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热扎伊，生于伊朗的阿富汗难民，她12 岁的生日愿望是回到自己的祖国；

古尔赞婶婶，阿富汗游牧民族库奇人的后代，她的女儿们开办了山区里的广播电台，在男权社会中用温和巧妙的方式为女性发声；

瑞吉娜，曾被评为改变世界的100 名女性之一，她在坎大哈，这个位于阿富汗南部保守地区、女性就业率全国排名垫底的地方，创办了当地**家95% 的员工都是女性的纺织刺绣公司，把“卡玛克”这种在战争中几近失传的民族工艺保存了下来。迄今为止，她共计帮助400 余名坎大哈女人，让她们用自己的手艺养活了自己、孩子甚至公婆、叔嫂一大家子人。

……

书中的六个女人，从教中国武术的老师到年近半百依然做饼的妇人；从前任坎大哈市市长的女儿到普普通通的女大学生，她们出生在不同的省份，来自不同的民族，从事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性格，阿富汗女人和我们一样，没有更高尚，也没有更卑微。

所以，《罩袍之刺》只是一个我尽量用平视的角度去记录阿富汗的容器，让大家可以选择另外一种角度来了解这里的女性。我愿这是一本真诚的书，书写时也随时提醒自己保持初心，对不经意带出的个人观点已尽力克制。

希望这是一本你会一直愿意放在书架上的书，也希望和平的一日快点来，让感兴趣的人可以亲眼去看看阿富汗。

愿这个世界遍地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