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历史:1800-1914

第7章 意外总会发生：1850—1865年英国登山“黄金时代”的风险、攀登和徒步 亚瑟·伯恩斯 1907年，捷克讽刺作家雅罗斯拉夫·哈塞克（Jaroslav　Hasek）发表了一篇以**人称书写的关于登山探险的讽刺文章。“哈塞克”与一位瑞士旅店老板的女儿调情，受到引诱试图首次攀登蒙萨斯佩兹山，这座山是“享受各种登山乐趣，比如折断脖子或者腿、脊柱、手臂粉碎的理想去处”。喝得酩酊大醉的他向顾客保证，他“绝对不会去爬一座致命事故发生率低于70%的山……你能保证在意外中我会粉身碎骨吗？”旅店老板可以保证。在攀登过程中，“哈塞克”问他的随行向导格奥尔格：“如果我突然滑倒，并且一直悬在悬崖上，你会怎么做……？你会等待救援吗？”格奥尔格平静地回答：“我会割断绳子……然后去伯尔尼报告这次事故。当天下午它就会出现在报纸上，然后你就会看到这次事故引起的骚乱以及（旅店老板）从中获取的利润。所有的英国人都会聚集到这里，因为你们英国人都喜欢冒点险。” “哈塞克”的双脚很快便冻僵了，但当预先已经收了钱的格奥尔格坚持继续往前走时，他不禁有些惊讶。原来，向导是担心失去旅店老板允诺他引诱新手上山的酬劳。而且，如果雇主死了，“我还是可以拿到一样的钱，除此之外，会有更多的英国登山者被吸引过来，那样我又可以从他们身上赚到更多的钱”。*后，他多加了20瑞士法郎，说服格奥尔格陪他一起在山上的小屋中逍遥了两天，然后下山回到旅馆，假装已经爬上过山顶了。然而，他们一回到旅馆，就有60个怒气冲冲的英国人挥舞着报道他们死亡的报纸，其中一个愤怒地质问老板：“我们要回伯尔尼。你看见了，这位先生并没有死。上山并不危险。真是浪费时间。”英国人转身要走，旅店老板赶紧放出自己的“杀手锏”：“先生，至少考虑一下您可能会被雪崩卷走呢。” 捷克人对于英国人这种不顾一切的任性登山行为的认识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许多英国登山者留下了一种不恰当的印象。他们本以为这更适合以艾格峰北壁灾难为代表的德奥传统，　1938年（这一年，对艾格峰北壁的首次攀登已经使六个人失去了生命），（英国）阿尔卑斯俱乐部主席爱德华·斯特拉特（Edward　Strutt）将其描述为“痴迷于精神错乱”和“登山史上有史以来*愚蠢的变种”。日耳曼登山者愿意接受完全无法控制的压倒性风险，这被理解为同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对手一样，与他们令人厌恶的粗暴的民族主义恶劣地相关。对于后者来说，回避这种民族主义可以构成他们的爱国宣言。因此，弗兰克·斯迈思（Frank　Smythe）在叙述自己在1930年堪钦季加多国旅行中的作用时，鄙视日耳曼人在山顶插旗的习惯，并回忆起有人递给他一面德国制造的红船旗（条纹印反了）让他用，而他显然更喜欢把它当手帕。 然而，21世纪的英国公众坚信不疑地认定英国攀登兄弟会（和姐妹会）存在冒险和几乎是自杀性的鲁莽行为，例如，1924年，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和安德鲁·欧文（Andrew　Irvine）死于“一定要攀上珠穆朗玛峰峰顶”，1995年，我们在K2峰上痛失年轻的母亲艾莉森·哈格里夫斯（Alison　Hargreaves），还有1985年，乔伊·辛普森（Joe　Simpson）的畅销书《触摸巅峰》（Touching　the　Void）中描述自己在萨拉格兰德九死一生的经历，据此改编的电影后来获得英国电影学院奖。如果说登山总是涉及一定程度的风险，那么显然，在对各种步行运动的理解中，风险并不总是占据一成不变的相似位置。 本章以这方面的一个变化的例子来确定英国登山运动演变的重要时刻的时间和结果：　攀登活动开始被认定为一种不同于山上其他形式的徒步旅行的时刻。这种变化不仅涉及源于19世纪更为普遍地影响行人休闲娱乐的浪漫主义和华兹华斯美学的休闲散步形式定义特征的转变；同样对参加这项运动的社会群体造成了重大影响，使得一些登山活动的受众显然超出了这项运动初期占主导地位的绅士、专业人员和中产阶级群体。 一 关于19世纪中期英国人对高山和登山的态度如何演变的基本故事，已经有很多研究清楚地描绘了英国登山运动“黄金时代”的概况和起源。这一时期——对于纯粹主义者来说——从1854年阿尔弗雷德·威尔斯（Alfred　Wills）168攀登维特霍恩开始，或者——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从三年前阿尔伯特·史密斯（Albert　Smith）对勃朗峰的一次次冲击开始，一直延续到1865年爱德华·温伯尔（Edward　Whymper）征服马特洪峰。在这十一年间，英国登山者在瑞士境内登顶了阿尔卑斯山的39座*高峰中的31座。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清楚看出，从作为一种为了“自己利益”——或者，就像当别人问起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动机时，马洛里所说的，“因为它就在那里”——的运动追求的角度来说，“现代登山运动”经历了一系列某种程度上非常痛苦的解放，将其从把攀登视作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的相关规定中解脱出来，这些攀登主要是对冰川、大气和地质的科学考察，以及测量和制图，尤其是定义欧洲阿尔卑斯山流动的政治边界。这种解放在英国*有名的标志性事件是阿尔卑斯俱乐部，俱乐部于1857年成立，其目的是迎合英国登山者的俱乐部选区（自建立至1863年，俱乐部共有281名成员，其中有80名大小律师、34名神职人员以及15名学者）。其早期出版的作品首先是约翰·鲍尔（John　Ball）编辑的《山峰、道路和冰川》（Peaks，　Passes　and　Glaciers）记录，之后继续出版了《高山杂志》（Alpine　Journal，1863年首次出版），其中体现了由阿尔卑斯高山的先锋英国游客，如爱丁堡大学自然哲学教授J.　D.　福布斯（J.　D.　Forbes）等人所保持的索绪尔和阿加西考察阿尔卑斯山的传统。他们不仅加入了新的（有时是首幅）地图，还描绘了冰川的流动和坡度、侵蚀类型及温度图，并描述了跨过山峰的常用路线。然而，在俱乐部主席演讲的过程中，当时屈指可数的*厉害的登山运动员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也是清晰表述19世纪后期英格兰登山和平地徒步旅行哲学的关键人物，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描述了自己1864年攀登琪纳尔洛特峰的经历：　 “你做了什么哲学观察？”这是那些狂热分子提出的问题之一，他们通过对于我来说完全不可思议的推理过程，莫名其妙地将阿尔卑斯山的旅行与科学联系起来。我对他们说，温度大约是（我没有温度计）零下212度（华氏）。至于臭氧，如果在大气中存在的话，那真是比我想象的更可笑。 这种尖刻的言语导致俱乐部的另一位主要登山者递交辞呈，他就是马特洪峰比赛中温伯尔的主要英国对手约翰·廷德尔（John　Tyndall），他同时也是英国皇家研究院的自然哲学教授。 体育登山者同样不得不摆脱拉斯金式的审美傲慢，这种审美认为“庄严”的高山从平原上虔诚地欣赏是*好的。拉斯金本人既谴责那些看到高山“化为砾石，只要他是**个在皇家研究院展出那里的石子的人”，也谴责阿尔伯特·史密斯（Albert　Smith）在自己的畅销书《攀登勃朗峰》（Ascent　of　Mont　Blanc）中所描述的方法，本身就是混乱的大规模登山，又加了96瓶葡萄酒、白兰地和香槟，与欣赏了六年多伦敦运动的瑞士牧屋女孩们一起大肆庆祝。拉斯金叹息“你们自己的诗人曾如此虔诚爱过的阿尔卑斯山，你们却视为嘈杂场所里涂了肥皂的杆子，你们自己往上爬，又‘兴奋地尖叫着’滑下来”。虽然许多登山运动员都对庄严的高山怀有拉斯金式的信仰，不愿将其与商业化、小资产阶级的史密斯对等[在查尔斯·哈德森（Charles　Hudson）和E.　S.　肯尼迪（E.　S.　Kennedy）1856年的登山活动中，他们找到了自己更值得肃然起敬的勃朗峰时刻，这次登山没有夏蒙尼协议中所规定的随行向导和搬运工队伍，以及同样需要携带科学仪器和食物]，170但他们确实很喜欢“涂了肥皂的杆子”。因此，尽管很少有人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谈庄严，但他们经常转而采用与科学家相同的特征性的缩减及简洁词汇和语法，以此驱逐任何敌对的狂热分子。 二 通过这样的过程，区分并定义体育登山者的独特动机。然而，本章关注的是另一个互补且基本上同时存在的分化过程，令人惊讶的是，对这一分化的直接关注非常少，或许是因为它不那么具有争议，更容易被忽视：　那就是登山和攀登与旅游及其他行走形式之间的分化。这也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一个在19世纪60年代的登山文学中演变的进程。例如，《高山杂志》中记录的那些叙述这些探险的人并不总是将主角称为登山者，而是经常称他们为阿尔卑斯山的“旅行者”，这些人不仅包括攀登山峰的人，也包括充当他们的向导，带领他们乘坐长途汽车、火车及步行在阿尔卑斯山附近往返的人。现代读者跳过的大部分信息，以及早期攀登叙述中的科学观察，均以登山者及不那么野心勃勃的行人所分享的旅店建议和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路线的形式出现，不管是为了工作（如猎麂人或牧羊人，实际上，他们经常被要求像徒步登峰者一样野心勃勃，登山运动员早期雇佣的*佳向导就是来自这些人），还是为了玩，都试图从高处探索阿尔卑斯山的美景。 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恰当的”登山也一直没有明显的标志。在《山峰、道路和冰川》**卷（1859）中，编者约翰·鲍尔提供了一套《给阿尔卑斯旅行者的建议》。如果不是因为它的出版背景，很难想象一个潜在的读者会预测到“巍峨的阿尔卑斯山旅行模式”中的一个部分将只涵盖那些“除了陡峭的岩石立面，表面被白雪和冰川覆盖”的情况，171并立即转向对其“危险”的讨论，并将其分为“真实的”——冰隙上的雪桥、在结实的冰上滑倒、落石——和“想象的”。之后，书中开始介绍如何测量高度和坡度，以及如何记录冰川、地质和植被种类。 模糊的另一个源头是，许多早期的登山者与更传统的行人一样拥有大量记录。因此，查尔斯·哈德森于1853年若无其事地记录了从比昂纳西到日内瓦参加社交活动，然后在24小时内返回，总路程约为86英里；斯蒂芬轻松地按他自己（又快又大！）的步伐从伦敦走到剑桥去用餐。促使登山者登山的许多兴趣同样也促进了更常规的行走——主要是植物学方面；实际上，一些早期的登山者将攀登有效地概念化为在更好的地方行走，其中，在比其他行人所获得的字面和象征意义上都更纯粹的氛围下，登山对健康、情感和知识的益处被放大了。 作家们确实试图区分登山和行走的效果，登山中被强调的是两个特点。一是四肢并用，在遇到岩石、冰雪时，大脑要寻找路线，从而产生一种亲密而全面的身体体验。正如约翰·廷德尔所说的，到达阿尔卑斯山时，他“脑子里装着……伦敦，肌肉中留着樱草花山的恶习”；坚硬的岩石充分调动了他的四肢和大脑：“我主要依靠手指、手腕和小臂，作为一种机械工具，人类的手如今以从未有过的方式呈现在我眼前”。简单来说，“精神与物质相融合：　阿尔卑斯山使我们整体得到提升，离开那里的悬崖峭壁时，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强壮”。这一区别的展现方式比我们预期的要复杂得多，值得仔细探讨。登山风险的话题在中进行了讨论，这里，我的主要关注点的区别在于关注真实灾难而不是潜在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