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之道:王阳明的500年

**章 痴心求索，一个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王阳明认为，如果一个人活在世上，想有所作为，实现人生的价值，唯一的办法就是：坚持这条良知之道，跳出“三纲五常”的束缚，不怕任何打击和诽谤，不管别人怎么议论，官方怎么评价，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只要自己的良心或良知认为是对的，是“有益于公”的，即使皇帝老子、孔子、朱熹认为是错的，“天下人都认为我是狂者”，也要坚持去做，“实实落落依着他去做”。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他出生的地方有一条美丽的河流叫姚江，她穿过七千年前河姆渡人种稻的港湾，穿过四千多年前大舜耕田的地方，静静流淌着。从王阳明登上时代舞台的那刻起，她的名字就和王阳明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他专用的外号，王阳明学派也被称为姚江学派。王阳明父亲王华，为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后在朝廷为官，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少年丧母，十一岁随祖父到北京，二十八岁中进士，二十九岁任刑部主事，曾奉命去安徽、江苏一带审录囚犯，发现很多不实的案件，都予以平反。又曾应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陆偁之聘，主考山东乡试，命题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于存养慎独之微，而终之以化育参赞之大；行之于日用常行之间，而达之于国家天下之远。人不得焉，不可以为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为物。犹之水火菽帛而不可一日缺焉者也。”王阳明三十三岁改任兵部主事。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三十五岁，因向皇帝上疏，抗议宦官头子刘瑾迫害负有监察和纪检之责的言官，被谪贬至贵州省贵阳府龙场驿（今贵阳市修文县）。正德五年（1510年），改任江西庐陵县知县。因政绩卓著，先后升南京鸿胪寺卿、左佥都御史，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总督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省的军务和政务。在为官的这二十年中，王阳明表现了天下国家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他提出要改“新民”为“亲民”，这一字之差，在当时具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把自己当作改造者，当作先进文化的代表，当作教育者，当作人民的父母，而把人民当作被改造的对象，当作落后分子，当作被教育者，所以要用自己的先进文化去“新民”，要他们“洗心革面”，“苟日新，日日新”；后者却是要把人民当作自己的父母和朋友，当作自己的亲人，当作老师，当作学习的对象，当作先进思想和智慧的一个来源。要老老实实向人民学习，倾听他们的新声，和他们促膝谈心，所有的施政方案和改革措施，都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本之至诚以立其德，植之善类以多其辅”，“济天下之难”，成“天下之大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王阳明正是实践了这条原则，取得了许多十分重要的成就。如：他用两年时间基本解决了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四省五岭的土匪为患问题，建立了村民自治组织和学校，订立了乡规民约，使广大人民过上了和平安宁、兴业重教的生活；用两个月的时间，平息了由皇帝的叔父、宁王宸濠所发动的大叛乱；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很好地处理了广西、湖北等地少数民族首领的反叛问题，促进了各民族的大团结。 王阳明死于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当时他率兵到广西等地平乱，奏捷后，上疏要求养病，却未得圣旨班师。旧疾复发，艰苦生活中感染的肺病此时已到晚期，胸部疼痛，咳得厉害，有时气喘不过来，腹泻不止，人急剧消瘦，四肢乏力，寝食难安。王阳明自知不久于人世，急归，逝于途中江西南安县青龙铺，享年五十七岁。巨星陨落，“民众远近遮道，哭声震地”。朝廷大臣桂萼等却上书皇上，指责他“擅离职守”。诡谲多变的明朝中央政府的政治斗争，要把死人当活人用，要把他身上*后的一点油都榨出来。 一、“阳明三变”：出入儒道佛 王阳明的出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其祖母岑氏梦见天上云间鼓乐齐鸣，众神仙给她送了一个孙儿。实际上，王阳明当然不可能是神仙下凡，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人物之一，民众心目中的英雄，是时代的变革要求，社会的激烈冲突，良好的家庭背景以及个人的资质和不懈努力，造就了他。王阳明生活的年代，是中国明朝中叶。当时社会上的思想，可以说是儒家、道家和佛家三足鼎立。明朝的皇帝，既钦定“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为取士的根本，又在各地大兴土木，崇道扬佛。留存至今的宏伟的武当山金殿和峨眉山万年寺，都是明代的建筑杰作。《永乐大典》更把儒道佛三家的经典悉数收入，成为中国历史上**部真正的百科全书。 （一）年少的狂放王阳明的家庭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知识分子家庭，在他的父亲王华中状元之前，虽然祖辈都饱读诗书，德业夙成，但没有什么人做过官，也没有什么人经过商，多以教书和做幕僚为生，无固定收入，生活并不富裕，虽然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却也亦道亦佛，相得甚欢。*风光的，是王阳明的五世祖王纲，七十岁时被朝廷任用为广东省参议，受命监督运粮，旋即被海寇杀害，在广东增城县遇难处，朝廷为他立了一个小庙；其次，是他祖母崇道信佛，这个孝意浓浓的家庭自然都跟着“老佛爷”转。经常有道士或高僧到王家来做客，被待为上宾，谈天说地，测算未来。王阳明的祖父也不时带他访问名山道场，品茗赏月，吟诗作对。耳濡目染之下，王阳明十一岁随祖父投宿江苏镇江金山寺，就能当场作出很好的禅诗。大人们正在推杯换盏，还没有找到恰当的句子的时候，王阳明冷不丁插了上来：“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老和尚十分惊异，不相信一个小孩竟有这样的能力，命他以厢房壁上的“蔽月山房”为题再作一首，王阳明随口应道：“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座上响起一片叫好声。在这首具有相对论思想的诗里，已经包含有他后来心学的萌芽。自幼聪颖、放荡不羁的王阳明，从小就对道家和佛家着迷。一方面，是他对那个提倡循规蹈矩，繁文缛礼的儒家有天生的不满，“平生性野多违俗”，清风自守的道家和佛家更对他的胃口；另一方面，是他认识到，道家和佛家中，有许多在书院教科书上学不到的东西。这里不仅有他年轻时非常喜爱的导引术和养生术——中国心理学、生理学、医学甚至物理学和化学的许多成果，都以一种神秘和迷信的形式保留其中，更有道家和佛家所倡导的“当下即是”、“坐地成仙”、“立地成佛”的哲学。王阳明在南昌举行婚礼的当天，闲入铁柱宫，向一道士讨教养生之道，谈得十分投机，两人对坐到天明。十七岁的他，竟然忘了自己是新郎官。年轻的王阳明，面对他所看到的官场和学界种种腐朽庸俗的作风，面对要求穷经皓首、格物尽致的儒家，思想上十分苦恼，不止一次想到出家，当一个和尚或道士了事。然而，三十一岁后，王阳明却逐步淡出了道家和佛家。是什么使他发生了这种转变呢？ 因为他深入探究后，发现这两家有两个重大缺陷：**，道家和佛家都要求人们超凡脱俗，斩断对父母和亲人的思念。王阳明却认为“此念生于孩提”，是人之本心，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掉的。王阳明亲自对一些修炼多年，自以为得道的高僧进行了测试，证明了他们也未能断绝对父母和亲人的思念： “始信心非明镜台，须知明镜亦尘埃；人人有个圆圈在，莫向蒲团坐死灰。”第二，这两家虽然都表示要关注和普济有困难的穷人，但却都不主张出家人过问政治和社会，以求得六根清净。在王阳明看来，这是一种很自私和矛盾的做法。没有好的政治和社会，黎民百姓哪有好日子过，如何能脱离苦海？实际上是只顾个人的安稳，而不顾民众的疾苦；见其小，而不见其大：“二氏于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谬千里矣!”他认定，人生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做一个圣人，以天地为心，为生民立命，和天下的百姓同甘共苦，匡扶社稷，救国救民。面对社会的重托，家庭的责任，应当挺身而出，当仁不让，怎可逃之夭夭，自命清高？“佛氏不着相，其实着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他的解释非常有趣，“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这意思是说，关怀天下，直指本心，率性持真的儒家，是比那些自称看破红尘，却又难以脱俗的道家和佛家，更接近道家和佛家的真理，更具有普渡众生的菩萨心肠。王阳明指出，儒家和佛家、道家的区别“只有毫厘之间”，即儒家是入世的，佛家、道家是出世的：“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作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二）不惑的深沉很多学者把王阳明这种转变，说成王阳明对道家和佛家的彻底抛弃，转而寻求圣人之道。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过分的说法。事实是，王阳明从未放弃过老庄或禅宗的某些思考方式。据日本志贺一郎考证，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这里的“端居”，不同于儒家的“端坐”，后者重形式，而前者重内容；“静一”，即“静心专一”，来源于庄子：“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也和禅宗的“打坐修行”有一定关系：“洒洒”，即“自然潇洒，无拘无束”。和佛家的止观，去其我执，看破生死，和老庄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都有相通之处，是一种负的思考方式，而非儒家传统的正襟危坐，存理去欲，一种正的思考方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能够对传统儒学有重大突破，和他吸取佛家与道家思想也有一定关系。王阳明说的“良知”，虽然不完全同于佛家禅宗的“真心”，前者是有作为的，实心实理的，后者却是一切皆空，迥脱尘根，寂照性体的。但王阳明指“良知”为“昭明灵觉”，并以无善无恶为心之体，和那个坚持“人之初，性本善”的儒家又不完全趋同，自然都是接受了道家和佛家禅宗的一些影响。由此人们马上会想起那位唐高僧，被称为禅宗六祖的慧能（638—713年），他曾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无是，无非，无善，无恶。” 同样，王阳明说的“致良知”，虽然是以儒家渐修的实践功夫为主，他认为“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的事上磨练的过程，但他从未排斥佛家的静坐净心，顿见自性，见性成佛，安般寄息，动静一如的修身方法，这是王阳明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还有，王阳明年轻时遭受过作恶多端、气焰嚣张的刘瑾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虽然在刘瑾伏诛后平了反，依靠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员的推荐和自己杰出的才能，做了大官，手中握有可以颠覆明王朝的兵力和政治权力，然而过了不惑之年的他，已没有早年那种意气风发，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天真和壮志，更多的是看破红尘的洒脱，伴君如伴虎的警省，官场如泥潭的悲叹。他既不愿和这个宦官专权的腐败朝廷同流合污，又不能举兵造反，做儒家深恶的叛臣逆子。他个人的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朝廷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走了一个刘宦官，又来了一个张宦官，换汤不换药，如此而已。朝廷大臣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王阳明虽远在千里之外，因为手中有权有兵，有时仍难免成为“磨心”之一，总有许多烦恼的事挥之不去。他虽然数次统率部队挽救了明王朝的危险局面，解民众于倒悬，但功高震主，才高遭妒，经常得到的不是赞誉和封赏，而是明王朝皇帝和大臣宦官们的猜忌和诽谤。一些宦官总在猜测王阳明何时发动叛乱；一些大臣甚至收买锦衣卫的特务，散布谣言，诬告王阳明有“不轨”行为，或和朝廷某位大臣“关系不正常”。这就意味着他随时都有被罢黜，甚至被杀头的危险。王阳明之所以没有被罢黜甚至杀头，主要有两大法宝：一个是当时的明朝廷实在离不开他。用首辅大臣席书的话来说，他自己和其他的朝廷大员仅是中材，只有王阳明一人是上材，平乱安边，非王阳明不可；另一个是王阳明从不把所取得的丰功伟绩归于自己，而是归于那些坐镇朝廷的中央官员和皇上。每次用兵胜利后，他都向他们申请告老还乡，以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野心的人，早就不想干了。王阳明把个人的荣辱看得很淡，也把生死置之度外，封侯拜相更非所期，但这位叱咤风云的统帅也是一个凡人，家庭的安危，使他对那些朝中掌权的卑鄙小人，不得不强压胸中怒火。但心中的闷气时时需要发散，“莫谓中丞喜忘世，前途风浪苦难行”。他排遣的方式就是带着学生们到山中寺院游玩，参禅悟道，以“阳明山人”自号。1520年春，王阳明以少量兵力一举平息了由皇帝叔父宁王宸濠发动的号称二十万大军夺取王位的大叛乱，用兵之巧妙，成果之卓著，远在历史上许多大军事家之上，是王阳明事功中*辉煌的一笔。但事后王阳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面对的是上下勾结，内外联手，要置他于死地的阴谋，“身在井中，下石者纷然不已”。宁王被王阳明俘虏后，就下定决心要把水搅浑，把他*痛恨和唯一畏惧的王阳明拖下水，把叛乱的责任推到王阳明身上，要死大家一起死。明王朝一些大臣宦官则借此攻击王阳明之所以能够这样快平叛，是因为他和宁王宸濠早有勾结，“策其不胜而背叛”，有宁王的“供词”为证。王阳明*信赖和倚重，派去宁王府“卧底”，立下大功的学生冀元亨，竟然被朝廷下令逮捕，屈死狱中，一些大臣宦官污陷他参与“谋事”。南方各省响应王阳明的号召，起兵勤王、出钱出人的官员和酋长，除吉安太守伍文定一人外，都未得封赏。明武宗还要求王阳明把宸濠重新放到鄱阳湖上，这位万乘之尊的皇帝要亲统大军来捉拿。如此颠倒黑白，情何以堪！王阳明有口难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朝廷对他辞官退休的上疏迟迟不予理睬，他唯有仰天长叹，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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