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视阈中的唐代辞赋研究(精)

第五节 事在赋内与事在赋外 董乃斌从叙事视角研究中国的古典诗词，认为诗词叙事，有几种基本情况：一是事在诗词之内，二是事在诗词之外，三是诗词内外都有事，“所谓事在诗词之内，是诗词本身已将所述之事基本描写清楚，读者即使不假外求，仅从作品本身（包括诗词的题目、小序等）已能知道其事的大概……所谓事在诗词之外，则是指那些作品本身对事件描述不细不清，必须参照作品以外的相关资料才能了解其事的那类情况”。其实，这两种有关叙事的基本情况，在辞赋文体身上同样体现鲜明。我们前面论述的唐赋叙事特性，多是“事在赋内”的情况；至于“事在赋外”的情况，在唐代赋家笔下也常有，读者往往必须结合相关资料才能了解赋作的背景或本事。 唐代有关祥瑞的赋作，多结合时事命题，如果不了解其背后的“本事”，我们恐怕很难真正理解其幽微的颂美或讽谏意味。如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科举试赋题目为《西掖瑞柳赋》，《文苑英华》中载有郭炯、陈诩二人的赋作。《旧唐书·吕渭传》曰：“中书省有柳树，建中末枯死，兴元元年车驾还京后，其树再荣，人谓之瑞柳。”说的即是，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发生朱泚之乱，导致长安城陷落，德宗逃离长安。而后，叛乱平定，德宗班师回朝，并恢复科举考试。宫廷内中书省的柳树曾在叛乱期间一度死去，此时竟然复活。吕渭认为柳树的复活是祥瑞的征兆，于是在贞元十三年的礼部进士科考试中便以此为赋题，以表明对正统王师的欢迎和向往。既是祥瑞之题，考生们想必多赞颂溢美之辞。郭炯《西掖瑞柳赋》曰：“当圣泽未沾，故兀然枯瘁；及天光回照，遂蔼尔敷荣。因万物以咸遂，与百祥而毕呈。故得垂阴琐闼之中，固本凤池之侧。始孤标而颖拔，乍苒弱而条直。长充西掖之佳玩，迥夺东门之秀色。芬敷自异，永垂不朽之名；变化无常，用表好生之德……翠色牂牂，异酒泉嘉柰之祥；轻阴澹澹，同鄱郡枯梓之感。烟销雨霁，霏素雪于宸居；日晏春深，杂繁花于睿览。青翠葳蕤，垂轩拂墀。在日月偏临之处，当鸳鸯集苑之时。至矣哉！天降灵贶，圣为明证。既得地而不杂众流，常托根而独标美称。是知天听，自人而应者也。”前几句叙述柳树一度枯萎，然得圣德润泽，终又复活。中间一大段展现柳树重新焕发的满眼翠绿与无限荣华。*后以“至矣哉”结尾，表示这一切都是“天听”，是“人应”，是正统君王带来的祥瑞之兆。孰料德宗并不喜欢，据《南部新书·甲》记载：“中书省柳树久枯死。兴元二年，车驾还而柳活。明年，吕渭以为礼部试赋，上甚恶之。”德宗之所以不领情，多半是因为此题可能会唤醒士子们对朱泚之乱中自己仓皇出逃的记忆吧，毕竟这种出逃是狼狈的，有着抛弃宗室百姓的罪责，这根敏感的神经还是不要触碰的好。从赋作文本看，多是溢美赞颂之辞，抒情色彩非常浓厚，几乎没有叙事性可言。但是，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作者浓郁情感的背后，隐藏着如此丰富的故事与实情，这不正是“事在赋外”的有力例证吗？ 祥瑞类赋作中还有一种值得一提，那就是驯象（远方异国进贡的珍贵之物）之赋。《文苑英华》卷一百三十一收录与驯象有关的赋作四篇，其中《越人献驯象赋》两篇、《放驯象赋》两篇。 杜泄《越人献驯象赋》是一篇无论从内还是从外都能发现其事的赋作。从外部看，据《旧唐书·代宗本纪》载，代宗大历六年（771），“十一月己亥，文单国王婆弥来朝，献驯象一十”；此前唐高宗永徽四年（653），林邑国王也曾遣使来朝贡献驯象；唐玄宗先天、开元、天宝年中皆有献驯象之事。说明此赋的创作背景中有南方边邑向唐王朝献驯象的事实。从内部看，赋作对于献驯象一事的来龙去脉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开头曰：“惟彼驯象，产乎南夷，其形大也，因地而受气；其性顺也，从心之所资。食丰草于幽岩之麓，饮清流于长江之湄。”交代驯象产于南夷、形体的高大及温顺的习性。接着叙述越人跋山涉水，将驯象赶至京都、献给唐王的一路情状：“故远人得而献之，中心摇摇，其道迟迟。左顾右盼，知出群之已远；广思遐想，与草泽而长辞。修途是寻，叠嶂岖嶔。或行于陆，但随山而上下；或载于舟，距涉江之浅深。既济水以次水，复出林而入林，所过之邦，徒观其肮脏之貌；所遇之众，岂识其谦柔之心。荒徼已违，王畿斯入，闻之者遐迩必至，睹之者士女咸集。人知其故，皆愕然而立。或告之曰：所驭之者越人，所出处者林邑，近之可仰，远之可望。”*后，赋作以驯象本身的口吻自言：“揣轻重者，我有苍舒之智高；思柔服也，我有周公之德王……以君好生之故，我生必寿；以君贱货之故，我齿斯存。岂克耕于野，输众人之力；曷如我入贡，霑万乘之恩。虽自惭于陋质，求愿在乎王门。”驯象以自身可入贡为荣为幸，正如阙名《越人献驯象赋》中所言“服我后之皂栈，光有唐之域邑；驱之则百兽风驰，玩之则万夫云集”，由此展示出作者彰显大唐帝国修远怀柔的用心。 大象的寿命一般为六七十岁，之前被贡献至皇帝宫苑中的大象因花费颇大，代宗下令将它们放了。《资治通鉴》代宗大历十四年（779）记载：“先是，诸国屡献驯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费豢养而违物性，将安用之！’命纵于荆山之阳，及豹、貀、斗鸡、猎犬之类，悉纵之；又出宫女数百人。于是中外皆悦，淄青军士，至投兵相顾曰：‘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主考官命题切合此事，将这一年博学宏词科的试赋题目定为《放驯象赋》。独孤良器《放驯象赋》曰：“诚可以怀四夷，柔万国者也。”独孤授《放驯象赋》曰：“放一兽而庶类知归，遂四方而万代作则。”可见放驯象的主旨在于怀柔远人而作四方之则，正如《中庸》所言“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只有对其背后的事实背景有充分之掌握，我们对于赋作的理解才不会流于表面。也就是说，“事在赋外”之“事”对于赋作所要表达的情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有了这“事”，情感才有根基，读者的体悟才能真正深透。 中唐之时，地方节度使势力做大，飞扬跋扈，并不理会中央王朝，甚至达到自行废立的地步。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由裴度挂帅，成功平定淮西，此举无疑具有重振中央威望的巨大意义。元和十四年中书舍人庾承宣便以《王师如时雨赋》为科举考试的题目，命题援引自《孟子》：“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但其不止于此，而是融入了真切的时代内容。这赋外之“事”，是进入辞赋文本的重要关口，明了此“事”，才能真正领会章孝标、陈去疾的同题赋作《王师如时雨赋》以古讽今、以古喻今的深层意涵：“今挟泰山压危卵，不得已而用师，如救岁之大旱”（章赋），“方且观濠梁之鱼乐，岂复比农人于岁旱”（陈赋），对于嚣张跋扈的地方节度使来说，王师对淮西的成功平定不正如久旱逢甘霖般及时与振奋人心吗？不仅如此，陈赋对王师征讨的经过有完整详尽的叙写：“惟唐十二叶，盛德如春。虽幽无不被，而犷有未臣。帝曰：‘苟非我武，焉能庇人。’于是考龟策，谐谘询。投干戈于苗扈之地，拯黎庶于涂炭之辰。是师也，以胜残为心，以除暴为主。得周宣之薄伐，非汉皇之黩武。尔乃誓六师，命吉甫，鼓而出兮俯而取。始天声乍发，阚若雷霆；终圣泽旁流，霈如甘雨。既歼元恶，不问其余。诚与之更始，而待之如初。簟食壶浆，将争先以邀路；缁黄耆艾，知弛负以宁居。”而章赋则对王师的声威气势极尽渲染之笔：“龙旗电掣，疑驱蔚矣之云；鼍鼓雷奔，似送沛然之雨。匪六师之是侵，实百姓以为心。所谓谋臣如雨，猛将如林。驰之骤之，似得时而将降；六伐七伐，谓决渠而就深。既踊跃而成列，象沉阴之欲泄。青萍刜而破块将分，白羽麾而散丝不绝……知我者信号令如春，不知我者疑甘泽随轮。一鼓而风云作气，再麾而寰宇清尘。以此出征为活国，不能无战乃爱人。”这些正是“事在赋内”的体现，赋作本身对王师征讨之事已有详细的复述，再加上我们从外对其事实背景的挖掘，赋作所含之“事”已清晰明了。 赋作内外都有“事”，在唐代还有一篇作品值得注意，那就是《望思台赋》，此赋蒋凝、陈山甫二人皆有创作。望思台为汉武帝因怀念无辜而死的戾太子刘据所建，见于《汉书·武五子传》，故事梗概如下：汉武帝派江充治巫蛊，江充至太子宫中掘蛊，得一桐木人，以此诬陷太子，太子刘据于是发兵杀了江充，并与丞相交战，结果太子兵败自杀。后来武帝怜太子无辜，乃建望思台于湖县。就“事在赋内”来讲，二人赋作对此事件的原委都有叙述，如蒋凝《望思台赋》：“路入湖邑，台名望思。几里而云瞻累土，千春而草没余基。仙掌一峰，远指江充之事；黄河九曲，旁吞武帝之悲。昔者汉祚方隆，皇纲失理。因巫蛊之事作，有谗邪之祸起。宫中既得其桐人，臣下皆疑于太子。龙楼获谤，方储副以难明；凤阁无恩，遂出奔而至死……于是凭大野，筑高台。目极心存，知继体之何在；天长地久，庶招魂之一来。缅彼沉冤，登兹极望。”太子刘据如何因巫蛊之事受尽冤枉，如何起兵结果兵败至死，武帝后来又是如何得知太子无辜，因而建望思台以存念太子等等，这些情节，此处都有详细的交代。这其中固有怀古吊古之思，但显然还有讽今之意，因为赋作之外还有“事”需要我们去探求。《资治通鉴》记载有德宗贞元三年（787）德宗与李泌关于太子事的一段对话，大致内容如下：德宗对太子有疑，欲废太子而改立。李泌昔日辅佐肃宗时，曾发生过建宁王冤死一事。在当前情况下，李泌特举此事提醒德宗，太子之位甚重，谗之者多矣，一旦有疑，难免发生类似戾太子刘据的悲剧。所以蒋赋末尾曰“且王者为域中之大，太子为天下之本。何周公之不法，而秦相之可损。吾欲碑戾园望苑，使有国有家，鉴此台而不远”，陈赋也以“是台也，可以申鉴于后王，岂徒处高明而纵目”结束，都体现出希望当代君王唐德宗以此台此事为诫的意涵。 总之，从“事”与“赋”的关系看，唐代赋作要么“事在赋内”，要么“事在赋外”，要么“赋作内外皆有事”。不论何种情况，至少说明，唐代赋家在表达情感、发表议论的时候，都有一定的“事”在背后作为支撑。掌握这或显或隐之“事”，对我们深入理解作者的情意有着极大的帮助。当然，这点正可印证我们一直强调的观点，即中国文学存在着抒情传统与叙事传统互生互挽的情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