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

引言??《阅读浪漫小说》的撰写缘由 作为一部探讨在特定情境下蓬勃开展且自有其特性的阅读活动的著作，这本书在1984年初版时拥有其特定的受众。因此，在光阴似箭地过了这么些年后再次出版，势必就需要重新撰写引言了。尽管此时距离本书放言高论的初版引言脱稿之日还不到十年，但是学术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界的推陈出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那篇引言在现在看来即便没有离题万里，也早已经是陈词滥调了。事实上，这是我交稿后首次通读《阅读浪漫小说》，而这个过程让我很受打击，因为我发现这本书中竟有那么多观点都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个历史时期不仅受限于我个人先前的学术轨迹以及我试图去了解的特定群体的发展历程，而且也被一个更大的知识界所左右——它对我的作品产生着无形、间接但强度丝毫未遭减弱的影响。 由于近年来文化研究的兴趣骤然井喷，因而鲜少读者会以同样的文学和阅读理念，以及我认为是1984年那批受众所特有且我极力予以批驳的批评观来阅读这部论著。因此我不愿意不加说明或批评，仅仅向新的读者复述在《阅读浪漫小说》一书中论证过的理论和方法论主张；我希望能让本书的主张派上新的用途，同时对它的局限性做出解释和批评。我尤其想要将《阅读浪漫小说》与当前富有影响力的论著（其中大多数都是出自于现今被宽泛地界定为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之手的人种志）并置并进行比较。在我撰写这本书时，我根本不知道这类著作的存在，但它现在在《阅读浪漫小说》的阅读圈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我们现在只能回顾性地构建这些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出版的伯明翰学派论著与本书的关系，但是这层关系绝不应只草草地一笔带过。 《阅读浪漫小说》的新读者想必很快就会注意到，本书的理论论据大多来自于在美国工作（虽然这一限定条件并未被特别指明）的美国研究学者，尤其是那些将文学当作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由此便会产生一个问题：一个文学文本能够证明什么？但对于一部常被解读为对女权主义研究成果做出贡献，或在传播学理论框架中，为受众地位和大众文化消费性质的讨论添砖加瓦的著作而言，这样的关注点可能会显得奇特而偏离焦点。然而，上述事实只是证明了，不论作者*初的意图为何，她都无法预见或限定其作品的发展道路，也不能决定它是如何被接受和阅读的。她同样无法预测它将以怎样的方式改变她——这一点我将在之后详述。但是，了解我个人及我的思想状态在《阅读浪漫小说》的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论辩基础和定向语境的作用，我认为还是相当有裨益的。这些信息非常有用，它们将帮助我解释这本书为何*终会受缚于它的理论及主题，以及在朝着原定目的地前进的过程中，是如何一步步地偏离到另一个方向。 实际上，**章的理论观点是一次学术争论的产物，因此它也是机构性以及政治化的产物。它始于我在1977年被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国文明学院雇用之时。该学院因其对早前的一个美国研究正统理论发起挑战而闻名于美国的美国研究学界。这个正统理论形成于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是在回应称霸美国英文系的新批评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理论之一。冷战时期对于形式主义的过度热衷引起了学界的不安，并似乎因此催生了须再次考虑何为“美国人”的迫切需要。于是，一批美国文学院的学生便重申了如下宏图的合理性，即将经典的美国文学与孕育了它们的历史语境重新联系起来。大批的文学研究者和思想史学家由此结成了联盟，并促使了美国研究项目和院系的创建。不管它们与更为传统的英文系存在怎样的差别，这类项目与院系至少仍相信，在这个国家“*伟大的”艺术作品中，仍能找到关于美国过去的*可靠和*复杂的记录。 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国文明学院反对这类主张，并开始条分缕析地批判如下臆断：这些基于其自身美学境界而选择的作品一定能代表大多数的群体，即便这一群体很可能从来就没读过这些著作。未来将成为我同事的那些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不是文学批评家）认为，由于是在一个被社会科学所框定、证据的效力和数据的代表性必然因此存疑的结构内创作，“精英”文学或许反映了美国特定群体所持有的信念。但是基于它得出的论断不能随随便便地推延至完全不同的阶层或种族群体身上。他们指出，要想对更加“普通的”美国人做出准确的阐述，因大众而出现并为其所消费的通俗文学才应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焦点。 而我受聘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大多数的毕业作品都在关注某一类的通俗文学。这些作品都是在卢塞尔·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是美国首批真正研究美国通俗文化的学者之一。虽然奈本人毕业于历史系，但他供职于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英文系。因此，在他的指导下，该校的美国研究项目凸显了通俗文化研究的必要性，虽然在理论上它仍比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更保守。该校教授的分析方法仍主要为形式分析和训诂。因此，我是以通俗文化研究的毕业生，同时也是文学批评家的身份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阅读浪漫小说》对于探讨对象的选择便显露了我的这一背景。 到我进入该学院时，我的同事已经开始摒弃用统计学的模式研究社会和行为，转而构建了一套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的复杂基础理论，力图以此来探讨美国的文化。在吸收了人类学而非社会学的知识后，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必须将空间和时间的特性纳入考虑范畴。于是他们摒弃了被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和其他学者称为“文学——道德”的文化定义，界定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定义，即它是历史上和当下暂时存在于此地之人的所有生活方式的总和。该学院规定的研究生研讨班须对特殊社群进行同步且深入的人种志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受启于理查德·霍加特、威廉斯、E.P.汤普森、霍尔和其他学者的讨论，开始转向人种志方法论，从而研究亚文化或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必然存在的“竞争、张力和冲突”。由于后者是脱胎于英国发展完备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就连伯明翰中心*早期的论著都是在探讨如下关系的性质：行为和文化意义的人种志研究与决定结构的意识形态分析之间的关系。虽然美国研究转向人种志方向是出于对一个复杂社会中亚群体之间关系（若非争斗的话）的关注，以及感兴趣于行为和“信念系统”之间的关系，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相对较弱，因此，绝大多数的早期作品并未直接进行意识形态的讨论，也没有探究在哪一个地区某种特定文化产物意图支配另一种。 不管怎样，当我开始在文学批评的层面上研究读者发展的理论工作，与此同时深入文学文本的符号学概念时，人种志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了我无法忽视的东西。在参加了深受戴尔·海姆斯、欧文·戈夫曼、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以及其他学者影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符号学研讨会，并和与会人员进行了一番讨论后，我就着手进行本书的研究工作。于是，就在我试图回应同僚关于文学文本到底能够提供怎样的佐证这一问题之时，我也渐渐地接受了关于符号化过程的理论观点，即它具有社会性，并因此具有了多变的特质。如果说“话语人种志”是有必要进行的研究——海姆斯本人就表示过这一看法，那么在我看来，我们就没有理由不能假设说，鉴于言语会因空间和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阅读势必也会具有同样的特性。如果这个假设成立，且研究者发现了真实的群体实际上是如何阅读特定文本的话，那么，我想我也就可以解答同事关于文学的证据性这一问题了。如果阅读会因空间和时间而有所差异，而研究者又想要使用文学重新建构文化，那么，研究者就需将特定的文本与产生和消费这类文本的群体联系在一起，并阐明参与其中的个体实际上是如何将这些文本建构为意蕴丰富的符号学结构的。因此，我个人认为，美国研究需要进行“阅读人种志”研究。 可以说，《阅读浪漫小说》是在就一系列关于文学文本的理论问题做出回应的过程中诞生的。因此，它的初衷就是要探究是否可以对阅读进行经验主义的调研，进而对文学作品及其消费的历史和文化含义做出“准确”的阐述。我之所以决定摒弃诸如潜藏、理想或典型读者这些概念，转而研究历史中的真实主体，主要是由于我那些受过社会科学传统和文化理论训练的同事抛给我的难题。《阅读浪漫小说》中由此而来的经验主义在本书的如下观点中体现得*为明显：在文化研究中，以经验主义为基石的阅读人种志应当取代所有的直觉型阐释，因为这种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可让我们更加准确地描述一本书对于一个特定受众群的意义。这个观点与我当时在美国研究学界的处境密切相关。那时学界依旧在讨论着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即在文化研究中“科学的”方法要比“文艺的”方法相对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