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通论(第二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通论（第二版）》：　　党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人以及广大党员模范地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对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首先是由我们党是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所决定的，也同我们党内不少同志过去不大重视依法办事的传统和习惯有关。“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已经写进党章，其精神在现行宪法中也有明确规定。我们的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也要领导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严格执行与遵守法律。这既是实现和保障人民利益的根本途径，是对人民意志的尊重，也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的重要保障。1989年9月26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郑重宣布和庄严承诺：“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正确处理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要有党的政策作指导，这是一条原则。在西方也是这样，执政党的政策总要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贯彻到法律中去。但有些法理学教科书说“党的政策是法律的灵魂，法律是实现党的政策的工具”，就不确切。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灵魂都应当维护人民利益、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尊重客观规律.但党的政策和国家政策也应当有区别。除制定机关、表现形式不同外，党的政策是党的主张，国家政策则应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当党的政策转变为国家政策，特别是上升为国家法律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党外人士意见，并要有一定制度和程序作保证。党外人士可以同意党的政策，可以提出修改意见，也可以不同意某些具体政策或提出某些新的政策和建议。这是正确处理党和国家关系中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十多年来，我们党一直是这样做的，但也不是所有党的干部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邓小平同志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曾尖锐指出，我们绝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以党治国”，因为那“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有效的办法”。为此，他提出了三个基本的观点，在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一是党的“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有的同志以为，党组织的权力越集中、越大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一种误解。要保持党在政治上的优势，关键要靠我们自己路线和政策的正确，从而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二是不应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如果非党干部称党为“*高当局”，那是“*严酷的讽刺”。现在听了这种话而“沾沾自喜”的同志也是有的。三是办事不能“尚简单避复杂”，不能“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现在有些同志对搞差额选举忧心忡忡，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总之，实行依法治国，就不能搞“以党治国”。实现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是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关键一环。　　政府依法行政是法治的重要环节，对维护法的权威和尊严意义重大。西方有的学者把“法治”这一概念归结为一条，即政府依法行政。这当然是不全面的，但也足见在西方对依法行政的重视。相对于立法和司法来说，行政具有自身的特点：它内容丰富和涉及领域广阔，工作具有连续性，是国家与公民打交道*多的领域。在我国，大致有80qo的法律是要通过行政机关去具体实施的。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行政权还具有主动性。为了适应迅速多变的客观现实，行政权的行使还具有快速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所有这些都使行政机关比较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行政必须受法律的限制和约束便显得尤其必要。依法行政应是我国行政机关的一项*根本的活动原则。我国已先后制定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赔偿法和行政处罚法，立法实践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今后，行政领域立法任务仍然很重，特别是行政程序法应优先考虑。但是，今后*根本的还是要采取各种综合性措施如培训、考试以及行政执法责任制等来保证行政机关能依法行政。需要指出的是，二战以后行政权的扩大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行政负有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积极社会职能，在我国行政的作用更显重要。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给予行政机关以充分的权力，加强执法力度；另一方面必须要求严格依法行政，防止和纠正行政机关违法行政，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