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精装)

原编者的话 这一版本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共分两部分。**部分与一九六三年古巴联合出版社*早出版的一书的版式完全一致。当时那本书的许多章节在成书前曾以连载形式在古巴武装部队的杂志《橄榄绿》上发表，汇集成书后，切·格瓦拉一一进行了校订，作了许多增删更正（参见本书重印的照片画页）。该书后来虽经多次印刷，但从未将格瓦拉所作的更改收录其中。多年后，当格瓦拉的妻子、格瓦拉研究中心主任阿莱达·马奇发现了这本被密密麻麻修改过的书后，才*终将这些修改编入本书。这次是它们首次与读者见面。 本书第二部分包括一九六三年后格瓦拉撰写的有关古巴革命战争的短评和战争片段的记述。其中有的是重新回忆，有的是**次追述，他还对这场波澜壮阔的战争作了更加深入的政治分析。这场战争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格拉玛号”登陆古巴海滩起，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古巴革命胜利。 这一版本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经古巴哈瓦那切·格瓦拉研究中心授权和详尽修改，增添了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珍贵的照片，是截至目前*具权威的一个版本。 阿莱格里亚-德皮奥遭厄 阿莱格里亚-德皮奥位于奥连特省的尼克罗镇，靠近克鲁斯角。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我们在那里遭到了巴蒂斯塔独裁政府军的袭击。 远征军战士一个个精疲力竭，与其说是因为海上颠簸路上行军时间太长，不如说是一路行程备尝艰辛所致。我们是十一月二十五日离开墨西哥的图斯潘港的，那天海面上风大浪急，所有的航海都已被禁止。我们搭乘一艘破旧的快艇，饥肠辘辘地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海面上航行了七天，几乎所有的人都不适应航海，饱受晕船之苦。十二月二日那天，我们在一个叫拉斯科罗拉达斯海滩的地方登陆，所有的战斗装备几乎全都丢失了。我们穿着新靴子总算步履艰难地走出了无边无际的盐碱沼泽地，差不多所有游击队员脚底上的水泡都磨破了，但是，阻碍我们的远不止这些不合脚的新靴子和真菌的感染。这一切都给我们这支从未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新兵队伍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 我们的战斗装备就只剩几支步枪、几条弹夹和一些受潮的弹药了。医疗用品一点也没剩下，大多数人的背包在过沼泽地时都丢下了。头天晚上，我们穿过了当时还为胡利奥·洛沃所有的尼克罗糖厂的甘蔗田，大家边走边啃甘蔗总算解决了饥渴问题。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边吃边吐，竟在身后留下了长长一溜儿的甘蔗皮和渣。其实，跟踪我们的政府军部队根本不需要什么我们的踪迹，这也是我们几年后才发现的，因为把敌人引到我们身边的是背叛了我们的向导。前一天晚上，我们停下休息时，把向导放走了——这是我们在随后的长期斗争中多次重犯的错误。后来我们才明白，在有风险的地区，对身份不明的平民百姓不能信任。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应该让那个不可靠的向导离开我们。 十二月五日拂晓前，游击队员们大多累得连腿都抬不起来了，大家都到了崩溃的边缘，走了短短的一小段路后就要求休息长长的一段时间。就在大家如此虚弱的情况下，上面下达命令，让战士们在甘蔗田边上靠挨着茂密林地的丛林中休息。大多数人倒下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中午时分了。 中午，出现了异常情况。派珀飞机和其他小型的军用飞机开始在我们上空盘旋。我们有些战士却仍然若无其事地在砍伐甘蔗大饱口福，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被那些低空缓慢飞行的敌机上的飞行员看得一清二楚了。作为随军医生，我的任务是给战士们治疗脚上的水泡。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我医治的*后一个病人是温贝托·拉莫特同志，谁也没料到那天竟成了他在世的*后一天。他一只手提着已经穿不上的靴子，从临时搭建的急诊室走回到他的岗哨时的那副疲惫不堪痛苦难忍的样子至今还在我眼前晃动。 我和赫苏斯·蒙塔内同志倚着一棵大树一边啃着劣质的干粮——每人定量的半根香肠和两块饼干——一边谈论着我们各自的子女。就在这时，只听一声枪响，我们这支八十二人的游击队伍顷刻间就被枪林弹雨——至少在我们眼里是这样——包围了，这是我们**次经受战火的洗礼。我的步枪并不是*好的，我故意挑了这么一支枪，是因为航海过程中哮喘病不断发作，我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我不想让一件好武器在我手中白白糟蹋。随后发生了什么我几乎想不起来了，现在我的记忆已是朦朦胧胧的了。只记得在*初的一阵交火以后，胡安·阿尔梅达——那时候还是上尉——前来领受命令，但是已经没有人能发布命令了。后来我才得知，菲德尔曾竭力想把大家重新召集到邻近的甘蔗田里，可惜没有成功。其实只要跨过一条横在中间的小路就能进入甘蔗田，但是就是冲不过去。敌人的偷袭太突然，火力太强。阿尔梅达只得跑回去指挥他手下的人了。这时，有一位同志把一个弹药箱扔在了我脚边。我指着弹药箱问他怎么回事儿，他回答我的是一脸痛苦欲绝的表情。这表情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似乎在说：“这些弹药来不及使了。”随即他就跑进那块甘蔗地。（后来他被巴蒂斯塔的匪徒杀害了。） 我确实是平生头一次被逼入了两难境地：究竟是忠于我的军医职责，还是承担起一个革命战士的责任，我必须做出抉择。我的脚边是一个装满药品的背包和一箱弹药，合在一起实在太沉，无法同时把它们扛走。这时我撇下了药包，扛起了弹药箱，穿过空地，就朝甘蔗田跑去。我记得福斯蒂诺·佩雷斯跪在丛林里，端着冲锋枪正向前方扫射。离我不远的地方，一个叫埃米利奥·阿尔文托塞的同志正朝甘蔗田走过来。突然，一阵枪响，我们两人都被击中了。我感到胸部受到猛烈一击，颈部也受伤了，心想，这下我是死定了。阿尔文托塞的嘴里吐着血，鲜血还不断从一个可能是被0.45英寸口径手枪子弹击中的深深的伤口里往外涌。他尖叫着，好像是在喊：“他们把我打死了！”接着就用他的步枪开始扫射,尽管四周并没有人。我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对福斯蒂诺说：“我他妈的完蛋了！”福斯蒂诺还在射击，他看了我一眼，对我说，没事，死不了。但是，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也认为我快不行了。 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突然间就像我受伤的同伴一样，不知哪来了一阵冲动，我也朝树林里放了一枪。我立刻开始考虑怎么个死法*好，因为在那一瞬间似乎一切都完了。我想起了杰克·伦敦的一篇早期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意识到自己将会冻死在阿拉斯加湾的冰雪里，便靠在一棵树上，准备庄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当时在我脑子里闪过的唯一的一个画面。不知是谁跪在那里，大声地嚷嚷什么我们应该投降。我马上就听到另一个声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的声音——大声地回答：“这里没有一个会投降！”说完还骂了一句。何塞·庞塞走到我跟前，脸色显得狂躁不安，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给我看了似乎已经穿透了他肺部的一个子弹伤口，告诉我他受伤了。我满不在乎地回答说，我也受伤了。随后，庞塞和其他几个没有受伤的同志就朝甘蔗田方向爬去。有那么一会儿工夫，四周就剩我一个人了，干躺在那里等着死亡来临。阿尔梅达来到我跟前，催促我继续朝前爬。我忍着钻心的疼痛，硬是拖着受伤的身子爬到了甘蔗地里。在那里，我见到了让人佩服的劳尔·苏亚雷斯同志，他的拇指被枪弹打飞了，福斯蒂诺·佩雷斯正在给他包扎。就在这时，周围一切又都变得模糊一片——飞机低空俯冲下来，爆炸声四起，甘蔗地里越发乱成一团——在这炮火纷飞的场面中庄严和荒诞同时交织在一起： 一个身材高大的游击队员竭力想把身子藏在孤零零的一根甘蔗秆后面；还有一个人不顾震耳欲聋的枪炮声，莫名其妙地不停地叫喊着，让大家安静下来。 我们组织起一支队伍，由阿尔梅达带领，包括拉米罗·巴尔德斯少校（当时还是中尉）、拉斐尔·查奥同志和雷纳尔多·贝尼特斯同志。在阿尔梅达的率领下，我们在一排排的甘蔗林中摸索着往前走，穿过了*后一条小路，抵达了树林中的安全地带。就在那时，甘蔗田里首次传出了一阵阵“开火”的喊声，一股股硝烟腾空而起。但是那些情况我现在已经记不确切了。当时我满脑子想的就是溃败后的苦涩和步步向我逼近的死亡。 我们不停地往前走，直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无法再走了才决定躺下，挤在一块睡觉。大家又饥又渴，加上蚊子嗡嗡地叮咬，我们的处境更加惨不忍睹。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在尼克罗镇郊区我们经历的那场战火的洗礼，我们打造未来那支起义军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 小狗遇难 尽管马埃斯特腊山区的环境很严酷，但是日子过得挺不错。我们在图尔基诺流域的一个崎岖陡峻的迷宫式的阿瓜雷沃山谷中徒步行军，耐心地尾随着桑切斯·莫斯克拉的部队。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一路烧杀抢掠，整个地区原先好端端的农场庄园转眼间就化为一片烟灰弥漫的废墟，留下一派凄惨绝望的景象。我们知道马埃斯特腊山中有两三个地方驻扎着卡米洛的部队，从桑切斯·莫斯克拉的踪迹看，他必定会沿着卡米洛所在的其中一个山脊继续向上爬，不是内华达山脊，就是被我们称作的“瘫痪山脊”，即今天大家知道的“死亡山脊”。 卡米洛已经匆匆带领十二三个前卫排的战士离开了驻地，这么几个人还必须分别部署在三个不同的地方阻击一支一百多人的政府军部队。我的任务是从后面袭击桑切斯·莫斯克拉，把他们围堵起来。我们的根本目标是形成对敌人的包围圈，所以，一直跟在敌人后面耐心尾随了好长一段距离，所经之处都是被敌人后卫部队点燃的正在燃烧的农民的茅屋，不免心痛万分。敌人的部队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还能听到他们的喊叫声，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我们的纵队沿着山坡艰难地向前推进，而敌人则是穿过一个狭窄的山谷中心向前走。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吉祥物——刚降生还不到一个月的一只小猎狗——的话，我们一路的行军都会非常顺利。不管费利克斯·门多萨怎么再三地吓唬这只小狗，想把它撵回我们部队炊事员所在的作战中心的那所房子，它还是不停地跟在我们后面跑。马埃斯特腊山的那一带山里都没有小路，所以沿山坡行军非常困难。我们成功地穿过了一个可称作“树坟”的极难穿越的地方，称它为“树坟”是因为那里集中了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枯树死树。“树坟”上面又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新生的枝叶。不过，走这段距离着实费了我们九牛二虎之力。为了努力跟上向导，不至于失去联系，遇到树干和灌木丛我们都是从上面跳跃过去。 我们这支小部队就在这种情况下，默默无声地向前推进。大山里像往常一样回荡着低沉的哗哗的林涛声，几乎把部队行进中推挡树枝发出的断裂声都淹没了。但是，突然间，原先低沉的林海呼啸声——大山寂静的代码——被小狗忧郁而紧张的一阵尖叫声划破了。小狗落在了后面，正在拼命地叫唤，让他的主人回来帮它赶上去。有人返了回去，抱起了这只小狗，又继续往前赶。但是，当部队在一个小河床上停下一边休息一边密切观察敌人动向时，这只小狗又开始歇斯底里地嗥叫起来，怎么安抚它也没用。它是害怕我们把它撇下，所以才疯狂地吼叫起来。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下达的果断的命令：“费利克斯，赶快把它勒死，彻底了结它，不能让它再叫了！”费利克斯用茫然的双眼注视着我。他和小狗就站在我们这支精疲力尽的队伍中央，就像在圆心的位置。他慢慢地掏出一根绳子，套在小狗的脖子上后便开始抽紧绳子。原先还在娇柔地摆动着的小狗的尾巴突然痉挛性地胡乱拍打起来，尽管脖子上的绳子渐勒渐紧，痛苦的呻吟还是持续不断地从它嗓子里冒出来，我们的吉祥物就这样一点一点咽了气。我不知道到底用了多长时间才结束了这个小精灵的生命，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感觉好像是经历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这只小狗*后惊悸地抽搐了一下，便不再痛苦地扭动了。它四肢摊开，软软地躺在那里，小脑袋瘫挂在一根细树枝上。 我们的行军又开始了，对于小猎狗的死谁也没说一句话。桑切斯·莫斯克拉的部队已经逼近了，没过多久，我们就听到了枪声。我们飞快地冲下山坡，在一片难以行走的地带中寻找*快的小道，以便追上敌人的后卫部队。我们知道卡米洛已经发起了攻击。费了相当长时间我们才抵达先前路过的那间房子，然后便沿着对面的山坡往上爬。部队移动很谨慎，因为我们估计可能随时会与敌人遭遇。双方交火异常激烈，但是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大家都期待能和敌人大干一场，所以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先前路过的那间房子没有人住，也没有敌人到过的迹象。两名侦察员爬上了“瘫痪山脊”，没多久就返回报告说：“山脊上有一座坟，我们挖开一看，发现埋着一个头戴金属钢盔的尸体。”他们还带回了一张死者的身份证件，是从他衬衣口袋里发现的，可见那里发生过一场冲突，死亡一人，死者是敌方的。我们了解的仅限这些。 我们慢慢地往回走，一点儿心气儿也没有了。两个侦察小分队在马埃斯特腊山脊的两侧除了发现了大量脚印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我们返回时走得很慢，这一次是沿着山谷走的。 夜里，我们来到了一所住宅前，宅子也是空的，没人住。这里是贝尔德湖农庄，我们可以停下休息了。不一会儿猪肉丝兰烧好了，饱餐一顿后有人随着吉他的伴奏唱起歌来。因为农民房东匆忙中撇下了这些房子，什么东西都没带走。 我不知道是因为情绪伤感呢，还是因为子夜的黑暗，或者仅仅是因为疲惫不堪，反正那天夜里费利克斯是坐在地上吃的饭。他扔下了一根骨头，屋里的一只狗温顺地走过去，咬起了那根骨头。费利克斯把手搭在小狗的头上，那只狗仰着脸看着他。费利克斯也低头瞧着那只小狗，随后，我们俩备受良心责备的眼色又遇到了一起。一下子，全屋的人都沉默下来了。 我们两个人的身子都微微颤抖了一下，不过，谁也没有察觉出来。站立在我们面前的虽然是房东家的小狗，可它分明就是被我们亲手杀害的那只小狗啊！因为我们从它注视着我们的双眼里又看到了那只小猎狗温和、调皮和略带责备的目光。 利迪娅和克洛多米拉 我和利迪娅相见是在我刚参加革命活动大概六个月的时候，当时我刚担任第四纵队的少校司令，为了寻找给养，我们下山准备闪电袭击位于马埃斯特腊山脉山麓丘陵巴亚莫附近一个叫圣巴勃罗-德亚奥的小村庄。村里*前面一排的房子中有一间是面包房，四十五岁的利迪娅是这个面包房的老板之一，她的独生子是我们纵队的游击队员。她从一开始就满腔热情地投入革命运动，忠心耿耿，堪称楷模。 一想起她的名字，我心里油然而生的绝不仅仅是对这位完美无瑕的革命者的深深的感激之情，她确实对我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赤胆忠心，不管我调到哪个阵线，她都更愿意在我领导下工作。但更重要的是，利迪娅无数次充当我和“七·二六运动”的特别交通员，把*机密的文件，把我们纵队所有的战报以及我们每期出版的《自由古巴人报》送到圣地亚哥和哈瓦那；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需要，她就会为我们带来纸张、药品以及我们需要的任何物品。 利迪娅浑身是胆，勇气过人，弄得男性交通员都不愿意和她一起工作。我至今忘不了一位男性交通员对她半是敬佩半是抱怨的评价，他对我说：“这个女人简直比安东尼奥·马塞奥还????我们所有人的性命都会毁在她手里。她干的事太不可思议，这种时候可不是闹着玩的。”然而，利迪娅照样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敌人的封锁线。 我调到拉斯韦加斯-德希瓦科阿的米纳斯-德尔弗里奥一带工作，她也跟着我来到这个地方。她曾在后备营地担任过好长一段时间的领导，作风泼辣甚至有点儿专横，现在一离开，那里男同志的不满情绪便一下子发泄出来了，因为他们不习惯让一个女同志对他们发号施令。她所在的营地在亚奥和巴亚莫之间的拉斯库埃瓦斯，是革命的*前沿阵地。我们想把她从那个指挥部里调出来，因为那里实在太危险。营地的准确位置被敌人发现后，战士们就经常遭到敌人的炮火袭击。我想把利迪娅从那里调出来，让她永远离开那里，她都不愿意走。直到我被调到一个新的阵线后，她才离开了那里，跟着我一块到了新的岗位。 说起利迪娅的轶事可真不少，从中颇能看出她的性格。我记得那是我们*优秀的一名战士盖林——当时还只是来自卡德纳斯的一个孩子——遇害的那一天。他当时驻守在利迪娅的前沿哨所里。利迪娅完成任务回来，发现敌人士兵正偷偷摸摸朝哨所前进，毫无疑问是有奸细告密了。她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反应，掏出那把0.32英寸口径的小左轮手枪就想朝空中射击报警。但随从的人出于好意及时地把她的枪按下，因为一开枪他们所有人的命都保不住。这时候，敌人士兵仍然向哨所前进，他们袭击了营地的哨兵盖林。吉列尔莫·盖林进行了勇敢的自卫，两次负伤。他知道万一落在这些暴徒手中他们是不会善待他的，于是便拔枪自杀。敌人冲到哨所前，放火把哨所夷为平地后才离开。 第二天，我见到了利迪娅。她表情凝重，对那位小战士的死深感绝望，还对阻止她开枪警告的人非常不满。她说：“不拦我的话，敌人会把我打死，但是，那个孩子就得救了。我已经老了，可是他还不满二十岁呀！”以后，她一次又一次地谈起这件事。有的时候，在她始终不变的藐视死亡的神情中似乎透出一种夸耀的成分。然而，交给她的任务总是完成得天衣无缝。 利迪娅知道我太喜欢小狗了，她一直答应从哈瓦那给我捎一只来，可总是未能如愿。 在敌人大举进犯的日日夜夜里，利迪娅都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交给她的任务。她往返于我们的营地和马埃斯特腊山区之间，传递高度机密的文件，帮助我们建立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和利迪娅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位同样能干的战士，我只知道她的名字，这是起义军中人人皆知人人敬重的一个名字： 克洛多米拉。利迪娅和克洛多米拉已经成为危险局面中形影不离的同志，她们来来去去始终并肩战斗。 向西部挺进以后，我要利迪娅在我离开拉斯比利亚斯抵达目的地时就与我联系，因为她是我们与哈瓦那以及马埃斯特腊山区总参谋部之间联络的主要纽带。我抵达后不久就收到她的来信，信中说，她有一只小狗准备送给我，下一次来的时候她会给我带来。 可是，下一次我们再也没有等到利迪娅和克洛多米拉回来。没过多久我就听说，由于一个战士太无能——不知多少次了，这个人根本就不配当一名战士，不配当一个革命者，甚至不配投胎人世，结果让敌人发现了利迪娅和克洛多米拉的行踪。我们这两位同志英勇自卫直至*后献身。利迪娅被捕时受了伤。利迪娅和克洛多米拉的遗体一直没有被发现。毫无疑问，她们现在一定安卧在一起，就像她们在为自由而战的伟大斗争的*后岁月里一起并肩战斗一样。 也许有一天她们的遗体会被发现，她们很可能就安卧在这个海岛变幻而成的巨大公墓里的不为人注意的一块绿野里。 但是，这两位妇女每天出生入死、让我们和全国其他地区保持通讯畅通的形象将永远活在起义军的记忆里，永远活在那些在痛苦的岁月里英勇战斗并作出牺牲的人们的记忆里。在我们所有人的心目中——在我们**阵线的战士心目中，在我个人的心目中——利迪娅都占有一个永不磨灭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要写这篇怀念文章——如同不起眼的一朵小花摆放在这块曾经其乐融融的海岛变幻成的巨大的墓地上——以表示对她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