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23辑.新诗卷)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23辑.新诗卷）》：　　我曾在福建做“中间代”诗歌运动，带着一股舍我其谁的勇气。在第三代跟70后中间的我们，难道就要被遮蔽？不！生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那批诗人，有机会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两报大展”，而中晚期则没有机会参加，但这批人却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诗坛的中坚力量。因为没有统一的命名，于是这批人像群星闪烁在各自的省份。21世纪黄礼孩主编的民刊《诗歌与人》推了两期70后诗歌大展，70后浮出地表。但生于20世纪60年代没有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我们怎么办？2001年，黄礼孩和我继续以《诗歌与人》的民刊推出中间代诗人诗选，中间代终于有了自己的“身份证”。　　2004年在北京，我和远村、黄礼孩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卷精装《中间代诗全集》，中间代接续了第三代和70后中间的空档，历史的链条终于没有断裂，2005年洪子诚老师修订《中国当代新诗史》时，把中间代也写了进去。　　回想自己的北漂，确实是因为长诗写作和中间代的顺风顺水让自己膨胀了，觉得漳州的天空太小了，我的翅膀很硬，要飞得更高，那就走吧。我们这一代人接受了20世纪80年代末国门大开西学涌进的热潮，有比较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先锋情结，总想打破什么，北漂就是我打破既有一切的方式，2002年12月13日，我到达北京，像沈从文一样，一出北京西站，对着纷飞雪花的天空默默喊了一声，北京，我来了。谁知，来北京是从天空跌落到地狱，直接就面临了辞职和离婚，变得一无所有。我写过一首诗《像我这样的女人》，“回来还是离，你选择/我沉吟半晌，我只要维持”“像我这样的女人/已经不是女人/已经不是你想要的女人/已经不是你能要的女人/已经不是我想做回、就能做回的女人”，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失去一下子让我恐慌无着，紧紧抱住朋友的公司不敢动。我在北京都是在诗人朋友的公司工作，公司不大，但很温馨，像家人一样。如果我要写北京的生活，我会按照每个公司的线索写下来：张小波公司，叶匡政公司，侯马弟弟公司，老巢公司，赵智公司。全部与诗人有关。感谢这些诗人老板提供我在北京生活的保证。虽然不富足，但还有一口饭吃，还有一张床睡。　　那几年我经历了生命中*低沉的时光，地下室、筒子楼、蜗居都住过，情感也非常困苦，真是应验了我早年的一句诗，“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每一个明天都充满生活的未知，能不能活下去都没有保证。所有的宏大想法都没有了，活着就是**要义，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极端的人大都这样，不懂中庸。从福建的狂妄自大，到北京的活命就好，甚至都想到哪天活不下去了，跳河了事，跳楼怕痛，不敢。那时候真是太理解项羽不敢过江东的心情了。这段时光都记在我的北京十年（2003-2012）短诗选《极地之境》里了。感谢诗歌，充当了我情绪的出口，我真是把写诗当成记日记了，把《极地之境》读完，一个五味杂陈的我就站立在你面前。痛苦出诗人，一点不假，每天都有那么饱满的痛苦郁积在心，不写出就会崩溃。福建时期的语言训练使我基本能够准确表达出自己想表达的，至今《极地之境》依旧是我*满意的一部短诗选。对作家而言，苦难确实是财富。　　《极地之境》是一部非常个人化的写作，几乎可以说是百无禁忌的写作，一无所有的人是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孤独无依的痛苦、遇到某段感情时的短暂欢乐，自暴自弃、自我励志、颓废、怨恨，都在。记得张清华老师读完《极地之境》后很幽默地说，看得出安琪在情感上“旱的很早，涝的很涝”，可以理解为诗歌中情绪的汹涌或枯竭，也可以理解为个人情感遭遇上的悲与欢。我从来不否认“情”在女诗人写作上巨大的推助力，尤其反常规、意外、非理性之情，正因为反和非，你才会忏悔、恐惧和纠结，才能调动全身心的体验去书写，正常的情只会让你安稳，犹如前面所说的平静的湖面，力量不大。对于女性，青年时期遭遇“情”的机会较多，要抓住每一次触动，多写，中年之后，基本进入无“情”状态，一方面外来的诱惑少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敢轻易动情，瓶颈的出现与此有关。当然，许多人会否定。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反和非的情对一个女诗人很重要，它是女诗人写作相当强悍的内外燃点。　　我经常在想，如果在欧美，《极地之境》可能会引起较大反响，它太隐私、太个人主义，它只负责记录一个北漂女诗人艰辛的生活给她造成的情绪的波动，而无关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样的诗作普拉斯写过，狄金森写过，但在中国，这样的诗作往往难登大雅之堂，你甚至都不好意思在台上朗诵你的孤独、你对爱的渴望、你得到爱之后的窃喜……种种个人化的东西在中国当代语境下都是羞愧的、难以见光的。我很少获奖，也很少在综述评论文章中被提及，这些，都与我的写作方向有关。我也认命，觉得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