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作品系列人我书前

《江晓原作品系列：人我书前》：　　小方**次展示他“孺子可教”的潜质，是入学两年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发表的《通天免酒祭神忙——思想年代新探》一文。他的英文当然没问题，他在美国甚至办着一个英文刊物，但这篇论文显示他古汉语的造诣也完全够格，这在如今的博士生中已经不多见了。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篇论文中显示出了某种能够别出心裁的素质——他注意到在《夏小正》中没有出现过“酒”这个字，这一点以前从未见有人注意，而小方却在这一点上发现了重要信息。　　这篇文章让我确信小方是有学术潜力的。再往后我又发现，小方这种外人看来“玩儿票”性质的攻读，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因为他不再需要稻粱谋，追求起学问来倒是有可能更为纯真，这就为我们两人在“科学政治学”方面的研究开启了合作之门。　　我所说的“科学政治学”可以有两层含义，既包括科学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包括在科学运作中所呈现出来的政治色彩。　　**层含义指科学与政治之间发生的关系，比如国内“转基因主粮争议”中，力推转基因主粮的群体，企图影响国家官员、国家政策；又比如“黄禹锡事件”中，韩国政府先是将黄禹锡奉为民族英雄，但一见到西方对他的“造假”指控，就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这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政治对科学的影响。　　第二层含义是指科学在自身运作过程所呈现出的“政治”，类似于我们平常说的“办公室政治”中的“政治”，科学群体也会钩心斗角，这种钩心斗角本身就是政治。　　在黄禹锡事件中，这两种情形交织在一起。黄禹锡事件既有政治对科学的影响，也有科学群体内部的“政治”，比如夏腾从黄禹锡的合作者变成了指控者。2005年秋后，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韩国细胞分子生物学专家黄禹锡，从韩国民族英雄、*高科学家的耀眼光芒中跌落，被他原来的合作者指控，随后陷入“造假风波”。　　方益昉选择这一事件为中心撰写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有相当难度的。写作的动机主要不是为黄禹锡鸣冤（尽管客观上会有这样的效果），而是提供一个学理上的研究。　　以前灌输给公众的科学形象，通常都将科学和科学家描绘成纯洁的样子，为科学献身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在这个事件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科学家们在名利上钩心斗角，而且不惜指控昔日同行。虽然*后这个指控没有得到法律的支持，但“造假”指控过后，黄禹锡当年快得到的科学成果，已经落入别人囊中。　　黄禹锡是一个很特别的科学家，是彻头彻尾的“韩国制造”——无外国学位，无留学背景，他对主导当今科学的所谓“西方范式”也许不屑一顾，结果眼看他要把桃子摘到手的时候，西方同行用“造假”来指控他，*后把黄禹锡本来应该能摘到的桃子摘走了。科学共同体内部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与我们以前被灌输的科学形象大相径庭，这是因为科学已经告别了纯真年代。　　多年来，和不少学界中人一样，我在尽本单位学术义务的同时，经营一点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领域，我有几块“学术自留地”，各有小小的合作团队，成员主要来自我已经毕业的博士，他们毕业后乐意继续和我合作，进行我们共同感兴趣的研究。　　一块是“对科幻的科学史研究”，合作拍档是穆蕴秋博士，我们主要是将以往从未进入科学史研究视野的科幻活动和作品，纳入科学史研究领域，成果中除了发表一系列学术论文之外，已有一些著作问世，比如《新科学史：科幻研究》《地外文明探索研究》《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等。从这一块延伸出去，我们近几年又展开了对“影响因子”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系列成果也正在次第面世。　　另一块就是一开始和小方合作的“科学政治学”，我们既联名发表长篇论文，也合作出版著作，比如我们在商务印书馆联名出版的文集《科学中的政治》。现在小方的博士论文经过修订和充实，成为内容新锐的学术专著，是这方面*新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