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社会史(1920-1929)

　　《美国经济社会史（1920-1929）》：　　在战后十年的其余时间里，只有一种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区分出了1919年和1920年间的自由与保守之间的界限。　　当巨大的“红色恐惧”达到*高潮的时候——1920年4月——马萨诸塞州的南布雷特里发生了一起犯罪事件。这起事件非常普通，在当时的全国各地都会发生，所以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对它根本没有提及：一名出纳和一名警卫携带着两箱子的鞋厂工资，遭到了两名罪犯的枪杀，随后罪犯跳进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穿过铁轨开车逃离了现场；两周之后，两个意大利的激进主义分子被当成凶手遭到了逮捕；一年以后——这时华盛顿的泳装美女正在整理着自己的长筒袜让人拍照，戴维·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正通过“无线电话”对登普西和卡庞蒂之间的比赛报道进行监控——韦伯斯特·泰尔（Webster Thayer）法官与陪审团宣判这两名意大利人有罪。这场审判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可是几个月以后，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所有人都在询问这起萨科一万泽蒂（Sacco-Vanzetti）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发生了。　　波士顿一间寒冷的办公室内，一名西班牙木匠、一名来自纽约的犹太青年和一名意大利的记者在这里勤勉地工作着：他们对那两名意大利罪犯一直进行跟踪报道，并把文章提供给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欧洲和中南美洲其他国家的激进主义分子和激进主义媒体。而他们勤勉工作导致的结果是：赫里克（Herrick）大使在巴黎的房屋遭到炸弹袭击。另一枚炸弹在巴黎的萨科一万泽蒂游行中爆炸，致使20人丧生。拥挤的人群对美国驻罗马大使馆产生了威胁。还有一枚炸弹企图炸毁总领事位于里斯本的家。蒙得维的亚爆发了大罢工，并企图对美国货物进行联合抵制。阿尔及尔、波多黎各和墨西哥的激进主义媒体都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这起案件在美国弄得满城风雨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炸弹爆炸和联合抵制虽然让公众对这起案件产生了关注，却从未让他们对萨科和万泽蒂产生普遍的同情。这起案件一年一年地拖延下来，一次又一次的上诉被驳回，让公众对两名罪犯产生普遍同情的反倒是他们自身的举止风范。万泽蒂尤其出类拔萃，对这样一名品格高尚的知识分子兼拥有哲学家气质的无政府主义者，人们很难将他与谋财害命的案件联系起来。新发现的证据使得他们的罪行更加值得怀疑。在案件发生长达七年之后，泰尔法官在1927年顽固地驳回了*后一次上诉并宣判他们死刑，可公众却要求马萨诸塞州州长富勒（Fuller）重新研究这起案件并且考虑是否可以宽恕萨科和万泽蒂。于是州长任命了一个顾问委员会进行进一步研究，成员都是德高望重的人士，包括哈佛大学校长洛威尔（Lowell）、麻省理工大学校长斯特拉顿（Stratton）以及罗伯特·格兰特（Robert Grant）法官。然而，几周之后的委员会报告却认为萨科和万泽蒂有罪，因此无法宽恕他们。1927年8月22日晚上，曾经让全世界数百万人为他们担心和期盼的这两名罪犯终于被送上了电椅。　　究竟他们是否有罪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得到确认，而对这起案件的记录则不仅冗长，还充满了学术措辞。持相反立场的人们在讨论案件时其实采取的都是片面态度，而他们意见的分化则说明人们基本上对这起案件怀有两种不同想法：一些人认为激进主义者应该按照普遍原理被绞死；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国家在保护少数族裔权利方面的谨慎程度可以说明该国的文明程度。示威的群众在波士顿的州议院门前游行，要求州长释放萨科和万泽蒂；而波士顿警察——八年之前他们曾经将卡尔文·柯立芝送进了白宫——则对他们实施了逮捕和关押。此时，战后十年早期的那种激情又复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