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实践与理论:practice and theory

第二章 非正规经济:理论、话语与意识形态 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下，农村人进城打工，使得长期以来的城乡差别凸显为更加尖锐的身份差别。一种身份是城镇正规单位就业的“职工”，享有中国革命传统和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劳动法规保护和福利；另一种身份则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作为非正规的临时工和城市的暂住者，他们很难享有正规职工的法律保护和福利，也很难享有城市居民的权利，尤其是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作为基层的劳动力，他们做的是城市里*脏、*重、*低报酬的工作。伴随城市的蓬勃发展和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打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为一个城乡、富贫悬殊的社会和经济体。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差别虽然存在，但并不那么悬殊。在农村，人民生活水平虽然要低于城市，但差别绝对没有后来城市经过极其快速发展之后那么显著。至于在城镇内部，之前基本上所有工作人员都属于正规人员，归属国家或集体单位，受到国家劳动法规和福利制度的保障。但是，伴随大规模的农民入城打工浪潮，越来越多的城镇就业人员来自农村户籍，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比例的劳动者变成没有正式城镇身份，没有被正式纳入正规单位的“流动人口”。 中国今天的经济—社会，除了顶层的高级官员和资本家之外，其实主要由正规和非正规两个等级组成。前者包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正规企业的白领职员，以及少数的、具有优厚社会福利条件的蓝领工人；后者则主要包含农民工及其“半工半耕”家庭的其他就业人员。上一章已经详细论证，前者总数只是全社会所有就业人员中的六分之一，后者则占到六分之五。两个等级间的差别是今天中国社会经济危机的关键，亟须改革。 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便已伴随资本的国际化而高速扩展。发达国家企业之所以进入发展中国家，一个主要目的是寻求低于本国价格的劳动力。而其资本一旦进入发展中国家，不仅意味着企业本身将雇佣当地的劳动力，也将使与其关联和为其服务的本地公司兴起，更会触发一系列的连锁效应，包括其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其产品提供的运输和销售，以及为众多新旧型人员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现代、半现代和前现代服务(例如交通运输、维修、餐饮、娱乐、清洁、裁缝等)。除了新兴的现代经济部门的正规职工，还有与其关联的处于正规经济部门之外的众多员工和个体户，而他们也需要各种各样的半旧型或旧型服务。这些员工多来自低收入的农村，而当地农村越是人多地少，剩余劳动力越多，其所能为现代部门提供的非正规廉价劳动力也就越多。这些现象先呈现于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但在中国脱离计划经济之后，也非常快速地在中国扩增。本章对现有理论、话语和意识形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一、“二元经济”理论和美国模式 美国1960年代的主流发展经济学，也就是今天国内的主流发展经济学，是刘易斯(W. Arthur Lewis)的“二元经济”理论。笔者1958年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本科生曾经选过刘易斯的课(刘易斯几年之后才正式受聘于普林斯顿)，至今记忆犹新。刘易斯着眼的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人口过剩的事实。“无限的人口供应”是他“二元经济”论的出发点，并借此来区分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前者的“工资”徘徊于糊口水平，后者则因资本投入、劳动生产率提高、利润扩大、信贷增加、更多的资本投入、更大的产出、更高的利润，以及更多的劳动力需求而发展。伴随着如此的发展，现代部门吸纳越来越多的农村过剩劳动力，直至其不再过剩而达到一个“转折点”(其后被人们称作“刘易斯转折点”或“刘易斯拐点”)；此后就会进入新古典经济学所勾画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稀缺状态，工资将随之快速上升。因此，经济发展基本是一个减少过剩劳动力而达到整合现代劳动市场的过程。人们多称刘易斯1955年的著作为他的“经典”之作，但事实上他1954年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应下的经济发展》才是他真正影响*大著作(Lewis，1954、1955；亦见Tignor，2006：273页及其后)。(Lewis，1954；亦见Lewis，1955) 刘易斯的分析和一般的古典经济学分析有一定的不同。比如，1979年和他同时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舒尔茨(Schultz)力争，即便在传统农业经济中，劳动力同样是一种稀缺资源，同样通过市场机制而达到*佳配置，因此，并无剩余劳动力的存在。(Schultz，1964)在这方面，刘易斯可以说更符合实际。但他对市场经济运作及由其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信赖则是和舒尔茨完全一致的。 刘易斯的分析后来被费景汉(John C. H. Fei)和拉尼斯(Gustav Ranis)数学化(“形式化”)，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推进。他们两人特别突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冗余”劳动力(redundant labor)的概念。正因为是多余而无成本代价的劳动力，它才能够在发展现代工业部门时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个论点对近三十年的中国毋庸说具有特别的意义。(Fei and Ranis，1964；亦见Lin，Cai and Li，2003\[1996\])刘易斯的模式后来又被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延伸，加上了“城市传统部门”(traditional urban sector)的概念，认为许多面对城市高失业率而仍然迁入城市的移民，其动机不在于实际的高收入，而在于对高收入的预期。这样，他们的行为仍然是理性的，来自合理的收入概率估算，虽然是未来而不是眼前的收入。其间，他们会在“城市传统部门”工作，暂时接受低于现代部门的待遇。(Todaro，1969；亦见Todaro，1989：278—291) 鉴于中国劳动力的相对过剩，以及由国家从1958年以来确立的城乡二元户口制度，人们认为“二元经济”论特别适合中国实际乃是意料之中的事。我这里的讨论仅以蔡昉一篇分量较重(《中国社会科学》主题)的论文(蔡昉，2007)为例。蔡昉和林毅夫、李周多年前合写的《中国奇迹》则提出了比较简单化的论点，认为“传统”计划经济没有恰当利用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乃是关键因素(其实，费景汉和拉尼斯早已更精确地突出了这一点)(Lin，Cai and Li，2003\[1996\])。张曙光(2007)的书评指出，该书过分单一地强调发展策略，也没有充分考虑制度经济学理论，并且比较极端地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就连其对1950年代国家确立主权的贡献都没有予以考虑)。 在这篇文章里，蔡昉对刘易斯模式提出两点补充，但基本上接受其核心观点。首先，他加上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即在人口从高生育—低死亡到低生育—低死亡的转型中，在一段时期内，不从事生产的消费人口(儿童和老人)相对生产性人口比例会降低，形成刘易斯所没有考虑到的特殊有利条件。其次，中国的二元户口制度，过去反映了“二元经济”的事实，但今后亟须改革，以便促成中国向整合的现代劳动市场转型。但这两点并不影响刘易斯的基本论点，蔡本人也没有如此的意图。蔡实际上完全接受刘易斯的模式，特别强调中国其实已经进入了刘易斯从“二元经济”到整合劳动力市场的“转折点”。 吴敬琏差不多完全同意蔡昉的观点。和其他“主流”经济学家们一样，他特别强调中国“三农问题”只可能通过城市化和市场机制来解决，由现代工业部门来吸纳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和刘易斯与蔡昉一致，他把农村经济视作一个基本停滞的部门，认为发展只可能来自城市现代部门。(吴敬琏，无出版日期；吴敬琏，2005：第3章)此外，吴强调中国需要依赖中小型私营企业，脱离过去计划经济思路下的那种大规模生产单位。吴关于具体问题的讨论多同时采用不同的理论视角，并紧密连接经验。*近的一个例子是他和张剑荆的访谈(吴敬琏，2008b；亦见吴敬琏，2005)。但他无疑基本同意“二元经济”论。(吴敬琏，2002) 作为上述分析的延伸，蔡昉还引用了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理论。库兹涅茨在他著名的1955年对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演讲中提出，在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不平等会加剧，要等到发展的微波外延，才会产生进一步的平等(Kuznets，1955)。蔡昉没有提到的是，库兹涅茨的经验证据来自美国、英国和德国；并且，库兹涅茨本人当时便指出，他的模式乃是“5%数据，95%推测”。(蔡昉，2007：5、10—11；Kuznets，1955：4、26)蔡昉想要强调的是，中国已经进入库兹涅茨所预期的后期经济发展，即趋向进一步的平等，进入了刘易斯拐点之后的社会经济状态。 以上这些美国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主流发展经济学观点当时还引用了所谓“三个部门理论”(three sector theory)来充当现代化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撑。该理论始于早期新西兰经济学家费舍尔(Allan G. B. Fisher，1935\[1966\]：32—34)和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 Clark，1940：337—373)，两人率先强调发达国家中“第三产业”(服务部门)兴起的重要意义，认为伴随经济发展和收入的提高及基本物品需要的满足，人们的消闲时间会增加，对私人服务(例如娱乐)的需求将会持续扩展。这条思路*为通俗化、简洁明了地阐述了来自法国经济学家富拉斯蒂埃(Jean Fourastie)的理论。他认为，经济发展都是从以农业为主，到以工业为主，再到以服务业为主的线性演变。在“传统文明”(诸如欧洲的中世纪和后来的发展中国家)时期，“**产业”(即农业)占就业人员的70%。(工业20%，服务业10%)在“转型时期”，农业所占比例下降到20%，工业上升到50%，服务业占30%；*后，在“第三文明”时期，农业进一步降低到10%，工业降至20%，服务业则上升到就业人员的70%。(Fourastie，1949) 这个“三个部门理论”及其观点也被许多中国学者接受。例如，中山大学的李江帆和他所在的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几乎完全接受了富拉斯蒂埃的概念框架，大力主张“第三产业”乃是中国当前和未来发展的关键。(李江帆，1994、2005)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如吴敬琏)相当普遍地引用了这个观点(例见吴敬琏，2005)。 以上主张并不限于经济学，也包含社会学领域。它集中体现于将“现代社会”等同于“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概念。其理论来源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51年的经典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ills，1956)。其核心观点很简单：当时的美国社会正戏剧性地向一个以“新中产阶级”为大多数的社会演变，尤其显著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大规模扩展的“白领阶层”。在众多使用这个观点来研究中国的著作之中，由陆学艺牵头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编，2002)尤其突出。陆争论，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这条轨道，正在迅速地从传统和不平等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向“现代橄榄型结构”转型。中产阶级正在以每年(所占社会就业人员比例的)1%的速度扩增。到2020年，陆预测将达到30%—40%的比例(毋庸说，正是这样的好几亿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想象在促使跨国公司在中国大规模投资)。其结论很明显：伴随经济发展，中国正沿着必然美国化的道路前进。(陆学艺编，2002；陆学艺，2003、2007)这也是吴敬琏(2008a)和蔡昉(2007)的基本观点。他们共同强调的是，中国已经像美国那样，进入由庞大的“中产阶级”所组成的“橄榄型”社会。 现今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可以说基本就是美国化或“美国模式”。它预测越来越高比例的人员将从传统部门转入现代部门，从农村进入城市，从贫穷阶层进入中产阶层，亦即必然向美国模式转型。这正是1960年代在美国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观点，也是当时组成所谓“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的核心。它从西方经验的一方面的抽象化出发，伸延到发展中国家，容纳了一定的修改，例如农村劳动力过剩，以及短期的耽搁，例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和托达罗的“城市传统部门”，但它的核心概念一直没变，即由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必然会导致全面“现代化”，*终和美国一样。 但在美国，这个现代化模式，连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前提，在1960年代之后受到广泛的批评，直至美国学术界几乎完全否定了现代化模式，甚至把它等同于头脑简单的观点(下面还要讨论)。但是那个发展经济学的“革命”后来被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反革命”取代，而新古典经济学则因美国“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的兴起而在经济学界取得了霸权地位，几乎被等同于经济学的全部。其后则明显伴随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和国际声誉的下降及2008年的金融海啸而衰落。笔者从1966年到2004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38年，这些变化可以说是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下面，我们首先回顾1970年代和198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对上述现代化理论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