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晓我姓名

警官转身向着我。“你现在是在医院里，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你被性侵了。”他说道。我慢慢点头。真是个严肃的人！他一定是搞糊涂了，我在派对上没跟谁说话呀。我需不需要澄清？我难道还不够年龄自己签字出院吗？我想会有人进来说：“警官，她可以走了。”然后我向他们致意，离开。我想吃面包和芝士。
我感到肚子里一阵剧痛，要去小便。我问能不能用一下卫生间，他要求我等等，因为他们必须要留尿样。为什么？我想。我静静地躺在那里，憋着膀胱。终于，我被放行了。当我坐起来时，我注意到灰色连衣裙在腰上堆成了一圈。我穿着一条薄荷绿的裤子。我很纳闷，自己是从哪儿搞来的这裤子，又是谁把拉绳系成蝴蝶结的。我怯怯地走向洗手间，从他们的凝视中解脱了出来。我把门关上了。
我脱下新裤子，半闭着眼，再褪下内裤。我的拇指擦过大腿两侧，触摸着皮肤，什么感觉都没有。奇怪。我又重复了一遍这动作。我把双手平放在臀部，手掌顺着大腿摩挲，仿佛它们会突然恢复知觉，摩擦着，摩擦着，直到开始变热，我的双手停下来。我没往下看，只是呆呆地半蹲在那里。我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半弯着腰，一动不动，没法坐，也没法站，裤子褪落到脚踝。
我总是想知道为什么幸存者会对其他幸存者如此了解。为什么，即使我们所遭受的攻击的细节各有不同，幸存者之间对视一眼即了然于心，无须解释。也许我们所共有的并不在于攻击本身的细节，而是那一刻之后的事：你**次独处的时候。有什么东西从你身上溜走了。我去过哪儿了。什么被夺走了。一种被寂静吞噬的恐怖。从一个是非分明的世界中脱离。这一刻并非痛苦，并非歇斯底里，亦非痛哭流涕。而是你的内脏变成了冰冷的石头。是纯粹的困惑伴随着一丝察觉。慢慢成长的奢侈已经逝去。由此开始的是残忍的觉醒。
……
我问阿普丽尔知不知道我是怎么到这儿的。“救护车。”我突然担心起来，我付不起这费用。体检要花多少钱？松针像小爪子一样挠着我的脖子。我拔出一根褐色的尖刺。一个路过的护士温柔地嘱咐我别去碰它，因为他们还需要给我的头部照相。我便把它放回去，像插一个发夹一样。检查室已经准备好了。
我站起来，注意到松果和松针散落在垫子上。这到底是哪儿来的？当我弯腰去捡的时候，头发散落肩头，让更多东西掉到了干净的瓷砖上。我跪在地上，盖着毯子，开始把这些毫无生命的东西整齐地堆成一堆。“这些你们要么？”我把它们捧在手掌里问道，“我能把它们扔了吗？”她们说别担心，就放着吧。我又把它们放在沙发上，为自己弄得一团糟而感到尴尬，一尘不染的地板和家具上都留下了粗心的痕迹。护士用平淡的声调安慰我：“只是些枯枝败叶，枯枝败叶。”
两个护士把我领进一间阴冷的灰色房间，里面有一面大镜子。晨曦微露。她们让我脱衣服。这似乎有点过分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露出皮肤，但在我的大脑答应这一要求之前，我的手已经开始脱衣服了。听她们的。她们打开一个白色的午餐纸袋，我脱下肩带已发旧的米色带衬垫文胸放进去。灰色裙子被放进另一个袋子里，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它。还有关于检查精液的事。一切都消失了，我一丝不挂地站着，两个乳头回瞪着我，我不知道该把胳膊放在哪里，只想双臂交叉在胸前。她们从不同的角度给我的头拍照，告诉我别动。我习惯拍肖像照时把头发放下来，在一边侧分，但我当时不敢碰那团高低不平的乱发。我想知道是否应该露齿微笑，应该往哪儿看。我想闭上眼睛，仿佛这样就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
一个护士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蓝色塑料尺。另一个拿着一个沉重的黑色照相机。“要对这些擦伤进行测量和记录。”她说。我感觉到戴乳胶手套的指尖爬过我的皮肤，尺子的硬边紧贴着我的脖颈、肚子、臀部和大腿。我听到了每一次咔嗒声，照相机的黑色镜头盘旋过每一丝头发，每个鸡皮疙瘩，每条血管，每个毛孔。皮肤一直是我自我意识*深层的来源，因为在孩提时代，我就开始饱受湿疹的折磨。即使后来皮肤愈合了，我也总是想象它会长斑或变色。我僵住，被镜头放大。但当她们弯下腰来绕着我转的时候，她们温柔的声音把我从脑袋里提了出来。她们像《灰姑娘》里的小鸟一样照顾我，嘴里衔着卷尺和布条，轻快飞动，为灰姑娘的礼服量尺寸。
我转过身去看她们在拍什么，瞥见我臀部上有一块红色的交叉影线。恐惧使我闭上眼睛，把头又转向前方。我总是对自己的身体极为苛刻：你的两个乳房离得太远。两个可怜的茶叶袋。你的乳头朝着不同的方向，就像鬣蜥蜴的眼睛。你的膝盖变色了，几乎是紫色的。你的肚子软塌塌的。你的腰太粗，像个长方形。腿是挺长，但要是不够细，又有什么用呢？但当我赤裸裸地站在晨光中时，那个声音消失了。
她们继续上下左右来回移动的时候，我盯着自己看。我抬起头顶，伸长脖子，把肩膀往后拉，让手臂放松。晨光融化在我的领口，我的耳朵曲线，流向我的锁骨，我的臀部，我的小腿。看看你的身体，你胸部的曲线，你肚脐的形状，你漂亮的大长腿。在这间晃动着白大褂和蓝绿色手套的房间里，我是一块温暖的砂岩色的调色板，一个发光的容器。
*后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清理我的头发了。我们三个人把松针一根一根地抽出来，放进一个白色的袋子。我感到有碎片被发丝卡住了，当一根根头发从头皮上被拔下来时，我感到一阵剧痛。不停地拔，直到袋子里塞满了刺和头发。“这些应该够了。”她说。我们把剩下的东西清理出来，扔在地板上等着它们被清扫，这时候屋里很安静。我轻轻地在肩膀上吹了吹，把泥土吹掉。护士们梳理我打结的后脑勺的时候，我设法清理出了一根鱼骨形状的松针。这感觉永无止境。如果他们让我低下头，要把我的头发剃了，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低下脖子。
她们给我穿上一件软绵绵的病号服，陪我走进另一个房间，里面摆着一把看上去像牙医用的椅子。我躺下，两腿分开，脚搁在脚镫上。我的上方是一幅帆船的图片，用图钉钉在天花板上，看起来像是从日历上撕下来的。这时候，护士们端来一个托盘。我从未见过这么多金属工具。在我的两个膝盖之间，我看到了她们三个：一座小山脉的样子，一个坐在凳子上，两个站在她身后，全都盯着我。
“你真冷静。”我不知道相对于谁来说我很冷静。我盯着头顶上的小帆船，想着它飘在这个小房间之外的某个地方，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离这里很远很远。我想，这艘小帆船有个很大的任务，就是分散我的注意力。两根长长的木质棉签插进了我的肛门里。帆船尽了全力。
几小时过去了。我不喜欢冰冷的金属、硬硬的棉签头、药丸、注射器、大腿张开的状态。但她们的声音令我感到安慰，仿佛我们待在这里是为了叙旧，她们递给我一杯霓虹色的药丸，就像那是株含羞草。她们一直保持眼神交流，解释着每次插入之前的每个动作，“你怎么样？我们这样做还好吗？这是根小小的蓝色涂笔，就在阴唇上涂一层。会有点冷。你是在这附近长大的吗？情人节有什么打算吗？”我知道她们问我这些问题是为了分散注意力。我知道，闲聊是我们一起玩的游戏，是她们提示我的举动。而在谈话的背后，她们的手正紧迫地移动，镜头的圆形边缘正窥视着我两腿之间的洞穴。另一架微型照相机在我体内蜿蜒而上，我的阴道内壁显示在屏幕上。
我明白她们戴着手套的手是为了阻止我掉进深渊。无论什么东西要爬进我体内的走廊，都会被抓住脚踝拽出来。她们是一股力量，为我设置路障，甚至让我发笑。她们无法让已发生的一切不发生，但她们会将这一切记录下来，拍下每一毫米的照片，把它密封在袋子里，强迫某些人去看。她们一次也没有叹息，没有怜悯我，或叫我“小可怜”。她们没有把我的屈服误认为软弱，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证明自己，向她们证明我不仅仅是这样。
她们知道。羞愧在这里无法呼吸，会被赶走。所以我放松身体，把它交给她们，而让思绪在轻飘飘的谈话中飘来荡去。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段记忆中，每当我想到她们的时候，不适和恐惧退居其次，主要的感觉是温暖的。
几个小时之后，她们结束了。阿普丽尔带我来到一个靠墙建的大型塑料棚屋。里面每寸地方都塞满了毛衣和运动裤，一堆一堆地摞在一起，准备好迎接新主人。它们是给谁的，我想知道。我们中有多少人会来领取我们的新衣服和装满小册子的文件夹。一个完整的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还会有无数像我这样的人：欢迎来到俱乐部，这是你的新制服。在你的文件夹里，你可以找到列明创伤和恢复步骤的指导方案，而恢复可能会花费你一生的时间。实习生笑着说：“你喜欢什么颜色就选吧！”就像选撒在冷冻酸奶上面的配料一样。我挑了一件蛋壳白的运动衫和一条蓝色的运动裤。
剩下的事情就是让我自己整理干净。警探已经在路上了。我被带回到那间寒冷、灰暗的房间，这时我注意到角落里的金属淋浴喷头。我谢过她们，关上门。挂好我的病号服。在一篮子随意摆放的酒店捐赠洗发水里仔细挑选，绿茶味、海风味、水疗檀香味。我转动把手。**次全身赤裸独自站着，不再有轻柔的低语和温柔的手。一切都很安静，只有水拍打地板的声音。
除了那张纸，没有人说过“强奸”这个词。我闭上眼睛。在我的记忆闪烁消失之前，我只看到妹妹站在一圈灯光下。什么不见了？我低下头，伸手碰触阴唇，看到它被笔涂暗了，紫茄子色令人恶心。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听护士说过梅毒、淋病、怀孕、艾滋病，我吃过药片后再次获得了清晨。我看着清澈的水流过我的皮肤，毫无用处；我需要清理的东西都在身体里面。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一只肥厚、变色的袋子，然后想，让人把这也拿走吧，我没法单独跟它待在一起。
我想用头撞墙，撞散记忆。我开始拧瓶盖，把润滑的洗发水倒在胸前，把头发披在脸上，淋烫皮肤，站在散落的空瓶子中间。我想让水渗入我的毛孔，烫死每一个细胞并让它们再生。我想吸入所有的蒸汽，让自己窒息、失明、蒸发。洗头的时候，乳白色的水在我的脚周围旋转，流进一个金属地漏里。我感到内疚；加利福尼亚干旱难耐，正经历着一场无情的旱灾。我想起家里，爸爸在每个水槽下面都放着红色水桶，拿我们用过的肥皂水浇灌植物。水是奢侈品，而我却站着一动不动，看着一加仑又一加仑的水流入下水道。对不起，我今天得多洗一会儿。40分钟过去了，但没人来催我。
我关了水龙头，站在雾气中，沉默不语。指尖皱皱巴巴，泛起一条条长长的苍白纹路。我擦掉镜子上凝结的水珠，在镜面上留下了污迹。我双颊泛红，梳理了湿漉漉的头发，胳膊伸进一件棉质运动衫，把项链挂回脖子上，戴在胸前。我系好靴子上的鞋带，这是我被允许保留的仅有的东西之一。我把蓝色运动裤塞了进去，再一想，又解开，把裤脚拉出来，这样更好。我把头发盘成一个圆髻时，注意到袖子上挂着一个标签。上面画着一幅晾衣绳的小画，写着“感恩服装”。
每年，安奶奶（没有血缘关系，但还是我们的奶奶）都会用可回收材料做一些夸张的纸帽子，梨形网格纸、彩色漫画、靛蓝羽毛和花朵折纸。她在街头集市上售卖这些帽子，并将收益捐给当地机构，其中包括“感恩服装”，一个为性暴力幸存者提供衣服的机构。如果没有这个机构，我离开医院时只能穿着一件薄薄的长袍和一双靴子。这意味着她所有花在餐桌上剪材料、贴帽子，在阳光下的小亭子里售卖的时间回赠了我一套温柔的盔甲。这是安奶奶把我抱在怀里，告诉我：我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