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合集陈寅恪合集(史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精)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五〇“《晋书·王导传》多溢美”条云： 《王导传》一篇凡六千余字，殊多溢美。要之，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乃并无一事，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所谓翼戴中兴称“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以惧妇为蔡谟所嘲，乃斥之云：“吾少游洛中，何知有蔡克儿？”导之所以骄人者，不过以门阀耳。 寅恪案：王氏为清代史学名家，此书复为世所习知，而此条所言乖谬特甚，故本文考辨史实，证明茂弘实为民族之功臣。至若斥蔡谟一节，《晋书》殆采自《世说新语·轻诋类》“王丞相轻蔡公”条及刘《注》所引《妒记》，源出小说，事涉个人末节，无关本文宏旨，不足深论。又门阀一端乃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有关之大问题，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是以亦不涉及。本文仅据当日情势，阐明王导在东晋初期之功业一点，或可供读史者之参考也。 东汉之末，三国鼎峙，司马氏灭蜀篡魏，然后平吴，中国统一。吴、蜀之人同为被征服者，而其对征服者司马氏之政权态度不同，观下引史料可知也。 《晋书》五二《华谭传》略云： 华谭，广陵人也。祖融，吴左将军、录尚书事。父谞，吴黄门郎。太康中，刺史嵇绍举谭秀才。谭至洛阳，武帝策曰：“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趑雎，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对曰：“蜀染化日久，风教遂成；吴始初附，未改其化，非为蜀人敦悫而吴人易动也。然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 同书六八《贺循传》略云： 贺循，会稽山阴人也。曾祖齐，仕吴为名将。祖景，灭贼校尉。父邵，中书令。著作郎陆机上疏荐循曰：伏见武康令贺循，前蒸阳令郭讷，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舍人。 寅恪案：吴、蜀之人对洛阳统治政权态度不同，虽与被征服时间之长短有关，然非其主因，其主因在两国统治者之阶级性各殊所致。蜀汉与曹魏固是死敌，但曹操出身寒族，以法术为治。刘备虽自云汉之宗室，然渊源既远，不能纪其世数，与汉之光武迥异，实亦等于寒族。诸葛亮为诸葛丰之后，乃亦家世相传之法家。故两国施政之道正复相同。蜀亡以后，西晋政乱，洛阳政府失去统治权，然终能恢复独立者，非蜀汉旧境内之汉人，而是自汉中北徙，乘机南返之巴部落，盖蜀汉境内无强宗大族之汉人组织，地方反抗力薄弱，洛阳征服者易于统治，此晋武帝所谓“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者是也。吴之情势则大不然，孙氏之建国，乃由江淮地域之强宗大族因汉末之扰乱，拥戴江东地域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之次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而组织之政权。故其政治社会之势力全操于地方豪族之手。西晋灭吴以后，此种地方势力并未因之消灭，所以能反抗洛阳之统治，而与蜀亡后之情势不同也。观陆机荐贺循之疏及华谭对晋武帝之策，皆以笼络吴地之统治阶级为绥靖之妙用，此中关键不难窥知矣。后来洛阳政府亦稍采用此种绥靖政策，尚未收大效，而中州已乱，陈敏遂乘此机会据有江东，恢复孙吴故壤，此本极自然之趋势，不足为怪。所可怪者，陈敏何以不能如孙氏之创业垂统，历数十年之久，基业未定，遽尔败亡，为世所笑，斯又吾人所应研究之问题，而当日江东地域即孙吴故壤特殊情势之真相所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