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社会史名篇精读

宋代乡村制的变迁过程（节选） [日] 周藤吉之 宋初，仍设置唐以来的里正、乡书手，每乡各一人。里正管催税和排定职役，乡书手负责将钱谷记入税簿。里正由**等户充任，乡书手由第三、四等户担任，隶属于里正。其后里正要代纳豪民、逃户的税，负担已增加，完成里正之役后又得服衙前之役，往往导致其家破产，因此，罢里正衙前的同时，里正也被废止。然而，乡书手被保留，成为县之公家雇员。宋初又沿袭五代末后周之制，乡村中设有传统的“管”这一区划，各管置有三名耆长（三大户）和户长，壮丁隶属于耆长。耆长令**、二等户充役，官户也不得免除，壮丁由第四、五等户充当。耆长掌管之事，从盗贼、诉讼、烟火、桥道到作物、农具，在乡村有一定权力，因此，在管之下亦形成耆长管辖的“耆”这一区划。有的地方又在耆下实行五保之制。户长掌管催税，是在废止里正之后增差的。宋初就是这样，尽管乡里制仍存，但实际上管及耆、保制也变得更重要了。 神宗朝改差役法为免役法（募役法），在乡村推行保甲法，编成都保，置保正、大保长。而其后罢户长代以催税甲头（保丁），废耆长、壮丁，以保正、大保长捕盗贼，雇承帖人隶属于保正，因此是以保甲法代役法。哲宗初期又罢保正、甲头、承帖人，令募人充耆长、户长，*终却恢复了耆长、壮丁、户长的差役。然而，哲宗一旦亲政，又以保正长代耆长，甲头代户长，壮丁代承帖人，*终令保正行耆长之事，大保长行户长之事，废甲头，置承帖人，给保正长、承帖人支雇钱，无人应募保正长之时，可招募耆长、壮丁、户长（《绍圣常平免役敕令》）。这些规定到徽宗初曾一度改变，但很快便得以恢复，一直施行到南宋。 在北宋末，县通过保正、耆长及大保长、户长施行县政，保正、耆长掌管的事务相当广泛，他们承受县文书，而这些文书还各有不同的执行期限，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捕捉盗贼、上报诉讼、找到有关当事人等。于是，“耆”这一区划仍被沿续。户长负责本“管”的催税，但也有的地方置催税甲头。于是，这个时期管、耆之制仍行，但也并省管、耆，编成都保了。其中，耆制到南宋已不在许多路分施行，初期尚见于浙西、江西路等，而到南宋末，仅残存于四川泸州、福建路。观察这些资料，可见耆名与管相同，大都采用当地的地名，一耆约二三百户，因为户长所管地域大于耆长，应是在管设置的。 又乡书手在神宗行募役法之后变为招募担任，负责制作本乡的五等丁产簿，排定保正长之役，将不动产交易记入砧基簿，掌管税租钞，在租税簿上销除已纳租税等。因此，南宋时乡书手和县里的其他职役一样，已经胥吏化，他收受贿赂，便在登录诸簿时上下其手，勾结富强之家，随意征派税役。 南宋初期也曾执行绍圣免役敕令，但因为耆户长、壮丁的雇钱被并入总制钱，便不能继续雇佣了，于是保正行耆长之事，大保长行户长之事，都保制更为稳定了。南宋亦设置承帖人，保正也称为里正。作为大保长、户长的替代，亦屡置甲头管催税，但由于甲头多令下户担当，并不能收到形势户的税，他们苦于代纳，故一般仍置大保长、户长。然而，直到南宋末，各地仍置有甲头。像北宋的耆长、户长一样，南宋时县也通过保正、大保长施行县政。保正除负责盗贼、诉讼、桥道等事之外，县又令其负担修造廨舍、科买各种货物、雇佣工匠、检验尸体、土地测量等事的费用，还要负责催税，代纳欠税等。保正更要承受县的文书，这些文书相当多，而且各有常、定、紧等期限，并伴随着各种征科，一旦违限便会受到重罚，因此保正苦不堪言。又江浙等路强制保正行耆长之事，而福建路、四川泸州等地并置保正与耆长，因此，这些地方有都和耆。大保长行户长之事，他不仅苦于代纳逃户、形势户的租税，而且由于大保长是根据物力选择担任的，而不问其居地，所以可能令他催督他乡人的税，这也令其痛苦，他还有其他的负担，也受到胥吏的索贿诛求。 南宋时保正行耆长之事，因此实行都制，乡、里或耆之下皆设有都。只是都和管、耆不同，皆按顺序以数词称呼。观察四川泸州三县之都，可见从北宋末到南宋都户数已颇有增加，三百户到五百户的都*多，相当一部分都甚至达千户以上。这些都下还有市、店等。浙西路平江府常熟县亦有同样的这类现象。因此，可知南宋的都中除农民以外，还有商人、制造农具的工匠等人。在这些都中大土地所有的现象也很兴盛，这些所有者多为官户，这主要是因为官户得到免除保正长差役的特权。 总之，在宋初，经历唐末以后的战乱，中国内地的乡村发生了变化，因此，于乡里之外设管，置耆长、户长，似将原来的乡村进行了再编，耆长由豪族、官户担任，所以其权力较强，管之下形成了耆制。然而，北宋中期行保甲法，北宋末保甲法代替役法而稳定下来，保正、大保长便行耆、户长之事，管、耆皆被分为都保。特别是由于保正行耆长之事，都制才得以成立，北方还残存管制，而到南宋，乡、里和耆之下一般皆行都制了。这是中国乡村制发展史上的大变化。都制的成立，是由于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土地开发盛行，户口颇有增加，原来的管或耆的行政区划就显得太大了，因此要采用其下分都保的方式。然而，以上所谓管或都的成立，也是和当时的土地制度乃至租税制度相适应的，管与五代末、宋初的均税法，都保与南宋初的经界法密切相关。在北宋的耆，官户、形势户更有权力，而在南宋的都，官户、形势户推行大土地所有，这一点在宋代的乡村是通常不变的。只是，在北宋的耆，官户也任耆长，而在南宋的都，官户却被免除保正长之役，于是利用这一点推行大土地所有。在观察宋代乡村制变化时也必须注意这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