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回忆(增订版)

4. 水 井 水井是我的谈话对象，我时常趴在井沿做鬼脸、讲笑话，有时甚至发出歇斯底里的喊叫。 ——题记 1 水井是潮湿的一个据点。即使在陆地表面，以水井为中心，若干米长为半径的圆内通常也是湿漉漉的。为了防止这种渗透式的扩张，人们会在周围修筑排水沟，并在沟壁浇上水泥。因此，当有人接近它时会有所觉察，这是一道警戒线。井口不是镶嵌在地面的一个方形或圆形，而是砌起几十厘米高的砖头或石板的井台，这样既避免了儿童不小心坠落其中，又可以保护水质的清洁。为了做到这一点，有的水井甚至备了封盖，必要时可以上锁。水井的历史就像塔一样无从考察。但显然，人们因为口渴才掘井，因为心渴才筑塔。“塔是天上的井/井是地下的塔。”多年以后，我在济南读书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如今生活在城里的年轻人大多没使用过水井，他们只在某些古宅或电影里面见到过水井的模样。我小时候的《常识》课本和现在的《科学》课本里都有赵州桥和大雁塔之类的图片，但是不会谈论水井。 在澄江中学，有两口水井。其中一口在食堂门外，那口水井提供了清凉可口的饮用水，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在工友叔叔的指点下，我慢慢学会了用铅桶或木桶打水。方法非常简单，用绳子把桶放到水面，晃动绳子，让桶摔一个跟头，全部没入水中后即将其提起。也有不少人学不会使巧力，才打上半桶水。 在我的记忆中，水井不只是一面镜子，它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我的谈话对象。我时常趴在井沿做鬼脸、讲笑话，有时甚至发出歇斯底里的喊叫声。如果和几个小朋友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相互看见背上的书包。那时候我们没有多少家庭作业，放学以后喜欢在外面玩耍。水井的水面一般离地面有三四米，有时一场大雨过后，水面会迅速上升，甚至接近地平线。与此同时，水质也会变黄，仿佛它已经不是水井了，而是一个水坑。这倒是给我们增添了一份安全感，即便掉下去也可以自己爬上来。 多年以后，我来到印度古都加尔各答，见识了另一种式样的水井。井口全封闭，只有一根水管从中延伸而出，旁边是一个长长的铁把手。当有人反复用力下压把手，井水便会源源不断地从龙头流出。就在邻接大诗人泰戈尔故居的一条小巷里，我看见一个成年男子，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坐在井边，头发和身体涂满了肥皂泡沫。在他旁边，一个男孩在用力抽取井水。 后来我了解到，这样的水井都非常深。在干旱缺水的中国北方，也有不少地方有这类水井，但恐怕不会有人这样当街洗澡。而在我如今居住的城市杭州，也有水井的故事流传。唐代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做过两件为民众称道的好事，其一是组织疏通西湖淤泥，其二便是下令浚治了前任李泌a在钱塘门和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到了清代，还有一口水井声名远播，因为两百多年前一位皇帝的光临和题字，让它所在的村庄、乡镇，甚至整座城市世世代代的人民都沾了光。 各位一定猜得出来，那正是位于西湖西边龙井山上龙井村里的龙井。这样的水井世所罕见，但确实存在，慕名前来的游客每人要购买十元一张的参观券才能见到它的真面目。以这口水井命名的茶叶则成为驰名中外的顶级品牌，每年清明前采摘的尤为珍贵，一市斤价格高达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当然，那样的水井早已失去原先的功能，而沦落为一种商业标签。 2 我对水井*刻骨铭心的记忆来自六岁那年的冬天。一个旭日初升的早晨，我和同伴程功一起去樊川小学上学。我们是同班同学，又是澄江中学那幢楼房三层楼里的邻居，我家就在那阁楼底下。程功比我年长一岁，上头有两个宠爱他的姐姐。他的父母都是教师，他的家比我们的大一倍。在我的记忆里，程功的饼干筒里总有吃不完的东西，他也因此成为我母亲暗地里批评的对象，她甚至把它提到资产阶级思想的高度。现今我对女儿们也有少吃零食的要求，当然，理由与我母亲所说的不同。 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地上有霜冻。我照例比程功早起，在他家门口喊他的名字，听到里面应了一声，便先下了楼梯。我一溜烟跑到澄中的黑板报前，准备躲在那堵小墙后面，和他玩一次捉迷藏的游戏。附近刚好有一口水井，给菜地浇的水便取自其中。我一边哼着那支人人会唱的《东方红》，一边跳跃着向前奔走。不久以前我加入了红小兵，心情特别好。可是，就在我扭头回望的一瞬间，一只脚绊在井沿上，“扑通”一声，我掉进了水井。 此时此刻，程功还没迈出澄中那幢楼房的大门，而教职员工要么尚未起床，要么起来了却未走到户外。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里，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可以说手足无措，脑子里一片空白，刺骨的井水也没有让我清醒。眼看一个尚未见过世面的小生命就要终结，没想到几十米外的菜园子里有个“右派”地理老师，一大清早就在地里松土。他听到“扑通”的落水声，赶紧提着锄头跑了过来。井水有近两米深，幸亏我穿着棉袄，还能浮在水面拼命挣扎。那“右派”老师在井沿蹲下，放下锄头，我慌乱中一把抓住了它。 这个“右派”老师姓李，我叫他李伯伯，平日里他喜欢抱我，还用络腮胡子扎我。如果还活着，应该有九十多岁了。可以说，是一个“右派”给了我生命，而另一个“右派”救了我的性命。李伯伯把我捞上来的时候，程功才刚刚赶到。遗憾的是，我长大以后再没有见到李伯伯，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直到2016 年年初，故乡《台州晚报》连载我的童年回忆，才帮助我找到李奇文伯伯的下落。他的孙女告诉我，爷爷毕业于英士大学（浙师大前身），离开澄中后调任椒江二中直至退休，几年前病故，享年八十九岁。而先前的一个夜晚，我和程功在杭州曙光路一家酒吧偶然相遇。我问起那次落井事件，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又问起早年宠爱他以至于让我有些嫉妒的两个姐姐，没想到他二姐（温州大学某学院院长）的孩子都在澳大利亚工作了，大姐仍孑然一身。 3 随着政治气候的不断变化以及其他原因，我童年的居住地也不断变迁。落井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年，母亲调离了澄江中学，我也离开了樊川小学，随她到了一个更为偏僻的小村庄——王林施。那里没有一口水井，村民的饮水源是一个约三百平方米的池塘。池塘四周有多处石板埠头，逐级降低伸入到水面，供大家挑担提水。那可是十足的一潭死水，我不知道我那少年白发是否与此有关（青年时代有一年春天又奇迹般地变回黑色）。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小女孩不慎跌落其中并淹死，还有一次，一位长者自溺其中。好在我没有看见他们的尸体，否则的话一定噩梦不断。可是，比起邻村的水井放毒事件来，那又算得了什么。几天以后，全村的人照样从那个池塘取水饮用。 我和母亲在王林施村生活了四年以后，又搬到了另一个村庄。直到“文革”结束一年以后，我才返回到出生的县城，那时我刚好高中毕业，已经是个十四岁的少年了。城里的居民用上了自来水，但水井依然遍地存在，尤其在胡同小巷里，但不是用来提取饮用水。每天一大清早，在清洁工的运粪车走了以后，妇女们挨个在井边清洗马桶。接下来，她们洗衣服甚至蔬菜。 我每次路过水井边，总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年轻或不年轻的妇女三三两两蹲在水井边。她们用肥皂搓，用木棰敲。同时，也用方言交流着本地新闻并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想必其中有黄色段子。几乎没有例外的是，她们的后腰露出半圈白色的肌肤，那恰好是*让人好奇和想入非非的地方。要是遇到好看的女子，即便像我这样未开化的少年，也常常为自己找个理由，来回经过水井边。在那个年代，这也是中国妇女们展示自己美丽的一个舞台。虽然胸部被严实地包裹着，但细腰和翘臀却暴露无遗。 回想起来，水井边留给我*美好的记忆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的母亲早亡，父亲开一家小卖店，有一个比我还矮一头的弟弟。当她的父亲发现营业额的多寡与女儿之间的秘密关系以后，就让她辍学在家了。我很快感觉到她的吸引力，她做买卖的时候是一个样子，洗衣服的时候又是一个样子。她坐在店里的时候，我喜欢看她的眼睛和微笑，她蹲在井边的时候，我喜欢瞧她的头发和背影，她可能是唯一没露出股沟的女人。 回想起来，我和这个女孩之间的交谈始终限于这样的词汇，“味精一包”“两角三分”“酱油一斤”“找你七分”……她恐怕和陈老师一样不记得我，或压根儿没留意过我，因为我只是一个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在没有任何同龄女孩做伴的环境里长大的男孩，只是她数以百计的顾客之一。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个女孩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淡出，留存下来的已非康定斯基所说的色彩，而是她的身姿。当然，这与我已成长为少年，也与那个年代单一的色彩不无关系。新千年来临之际，我在万里之外的南美洲安第斯山中滞留，为她写下一首诗，题目叫作《故乡的美人》。 故乡的美人 多年以后我回到了故乡， 在一口古老废弃的水井边 遇到了从前镇上的美人。 她少女一般轻盈的体态，以及 从舌尖发出的哧哧的笑声 既让我惊讶又感到亲切。我想起 那些游历过的地方，想起 那些妇女，她们相异的舞姿 犹如波浪把时光分隔，把我们 分隔。恍惚之间，她已经 车身离去，只留下一个背影 又教我想起她年轻时的丰韵。 2000，麦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