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学经典导读

“文献”的概念古已有之，而“文献学”的提出与创立则迟至近代。1928 年，全美学术界团体理事会在纽约举行促进中国研究的**次会议，使用了“Chinese Studies”一词，以区别于代表欧洲传统的Sinology。与此同时的大洋彼岸，同样关注到中国文献研究的世界化趋势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也正在撰写当中。两年后，郑鹤声、郑鹤春合撰的这部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真正把“文献学”的概念推入到人们的视野之内。 究竟何为“文献”？二郑在《例言》中解释道：孔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马贵与《文献通考》命名，即取其义，而释之曰：“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文献通考序》）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刻印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 从包含“典籍”与“贤者”两重载体到偏重于书面记录的“文献”，二郑言“采其谊”，实则发展了马端临的定义，把对平面化的可供考辨与取舍的文本关注发展成为对书籍形成与整理经典利用全过程的立体形态的研究。所谓“结集”，本书分“著录与分类”与“典籍损失”，实为历代官方目录整理与典籍散佚概况，相当于目录学内容；“翻译”分“佛典翻译”与“科学翻译”两方面；“编纂”以古代类书与丛书编纂成就，以上三者谓之“文”，大约相当于书籍初始的董理步骤。“审订”，本书以“孔子删定”“刘氏校理”与“乾隆审校”为三次代表性事件，涉及校勘学内容；“讲习”实为历代经学研究综述；“刻印”涉及书籍载体与刊刻发展史，涉及版本学：此三者谓“献”，大约是需要每一时代的学者不断投入心力的较为高级的整理工作。二郑的“文献学”概念，张君炎曾在《中国文学文献学》中总结道：“他们所说的‘文献学’是指在考订和论述古籍图书在分类、目录、校勘、编纂、翻译、版本和印刷方面的源流和概况。涉及了古籍的分类目录、典校整理、经籍传授、编纂、版本和刻印源流等问题。实际上包括了古籍整理和研究中有关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校勘学以及中国书史等许多方面的内容，近似章学诚、范希曾、张舜徽等所说的‘校雠学’。”① 一般而言，目录、版本与校勘学被视为传统校雠学的重要分支学科，这在《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中已被全部囊括入文献学体系之中，后来王欣夫在《文献学讲义》中立“目录”“版本”和“校雠”三章，也对此作出了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