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家花园的迷宫

2．颜永京
他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十九世纪的中国男人大多又矮又瘦，他也是。但他很整洁。他双手的指甲修剪得很干净，江南的男人常常在小指上留一截恶心的长指甲，这是从古至今他们的集体习惯，那节发黄的长指甲用来剔牙缝，掏耳朵，抠鼻屎，搔头皮屑，挑指甲缝里藏的污垢，类似一把瑞士军刀的功用，而他不留指甲。
他有与瘦小的身躯不相称的声音：温和而低沉有力。他的声音温暖但是不暧昧，有力但是不强硬，这样的声音让人愿意听，愿意他对自己多说些什么，而且愿意信赖。也许这是他在俄亥俄州的建阳学院学来的声音和语调，并不是天生的。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想当传教士，就得找到自己*完美的声音。他八岁到上海的**个美国传教士文惠廉在王家码头创办的英文学校上学，那是上海的**家英文学校。十六岁时被文惠廉送到美国纽约州上中学。接着上了大学，那是俄亥俄州*早的圣公会大学。从建阳学院毕业那年，因为成绩优异，他是全美大学优等生荣誉组织PHI BETA KAPPA接受的**个中国学生。离开俄亥俄州时，他的声音已变成了这样。这声音曾在建阳学院里的教堂穹顶下回荡，温柔明亮，诚挚坚定，不愧为替上帝招呼人们心灵的声音。那座教堂是中西部*早的圣公会教堂，至今还在用。当年他买咖啡豆和面包的校园小店，至今也还沿用原来的名字，但变成了建阳学院的咖啡餐厅。在学生档案里还可查到他当年的成绩单，那是1862年的纪录。他的导师，教名彼得。在他离开后建立了“颜永京牧师援助团”，建阳学院的帮助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他回家那一年，上海已是一个繁忙的租界，码头上到处堆放着从印度来的鸦片包，锚地里停泊着越洋而来的飞剪船。他的祖国衰败耻辱，政治专制，洋人跋扈，社会腐坏，生活动荡，人民愚昧。所以，回到中国传教是他的理想。他乘坐的美国邮船越过整个太平洋，明澄的蓝水渐渐变黄，变脏，吴淞口到了。河岸上密密麻麻发黑的木屋，是洋行的仓库，沙船港里桅杆如林，船上有难民，河岸上有难民，到处因太平之战（注：指1862-1864年间的太平军苏南之战）涌向上海租界的江浙难民，从此，上海租界的种族藩篱被突破，变成华洋杂处之地。他的船驶向仍旧充满泥滩气味但彻夜赶工的外滩，他如同一颗急促的雨点，从万里之高，笔直落进泥沼里的水洼。
当年他爸爸将他带出自家的棉花铺，送进英文学校，打算让他学好英文，将来做买办，挣大钱。没想到他却随启蒙老师文惠廉信了基督教，还当了传教士。按照清廷的王法，信基督教就自动丢了中国人的身份。他爸爸没想到，当时从十九世纪的上海现实为孩子考虑，却将他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他没像唐廷枢那样去洋行当大买办，也没像容闳那样留在耶鲁大学里当老师。容闳终老在哈特福德，他的墓地成了一百年来中国留学生会特意去祭扫的地方。
那个年代，会英文的人都做生意，当了买办的，同时自己也做些生意，或者干脆从洋行里出来自己做生意，办洋务的官员同时自己也做生意，即使不肯做买办的容闳也曾做过生意，甚至像他的挚友宋耀如，在美国学习神学，回中国来当传教士，也一边传教，一边兼做商人。只有他一心只做传教士。
也许这种对思想的热衷来自遗传。他家古老的血脉上溯到春秋战国年代，孔子*钟爱、也是*用功的学生颜回。也许来自于对中国的使命感。他以为自己可以追随使徒时代的圣者，将福音传达到中国大地。也许来自对文惠廉的爱戴。他其实是在这个美国牧师的影响下长大的，他住在文惠廉开辟的虹口美国租界，他的长子用文惠廉的名字做教名，他继承了文惠廉的职位，在虹口的圣公会主堂做牧师，他决定要做像文惠廉一样的人。颜回的血脉成了圣公会的传教士，如此巨变，不过，书生对精神的追求还是一脉相承下来。
1881年4月的一个上午，他站在外滩公园门前，他笔直地望着人，微微张开双臂。他像那些充满温暖感情的传教士那样，很容易激起人心中的 爱慕。但这种爱慕并不会真的泛滥，因为他身上还有一种凛冽的道义，它像出鞘的刀锋一样静静闪烁，制止了放肆。
越过他的一侧肩膀，能看到卡提萨克号快帆船正驶进上海港口。如今它停靠在格林威治旧港湾里，已成为伦敦海事博物馆的展品。它当年沉重的白帆大多数都已降下，桅杆上纵横的绳索在浩荡春风里摇动，如颜永京在外滩时看到的一样。它是一条来往于中国和英国之间的茶叶船，十九世纪时，它曾是世界上航行*远，风头*劲的远洋船，从英国出发，经过好望角到亚洲，再经过印度和太平洋，*后到上海港。它缓缓经过他的身后，船头女神雕像的嘴角用力向下拉着，面容阴沉。他回上海已经二十年了，从年轻的传道人成了上海租界有名的传教士，但黄浦江里繁忙的情景还与从前一样，鸦片包还是从南亚各地源源不断地运进港来，茶叶和丝绸还是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洋行的房子比二十年前气派多了，租界更像一个西方的港口城市了。
越过他的另一侧肩膀，能看到公园树影里华尔纪念碑白色的石头。那是李鸿章出资，为常胜军战死者立的纪念碑，纪念碑上刻了四十八个官兵的名字，长枪队队长华尔的名字刻在**个。他是租界英雄。太平之战后，侨民里人心大定，中国人也佩服洋人的勇敢和技术，租界开始有了天长地久的迹象，妇女和孩子点缀出生活宁和而活泼的面貌，用*结实和昂贵的材料盖楼房成了外滩的风气。这时，历史的手将他像一个棋子一样，放在公园大门前。他的名字**次出现在十九世纪的工部局文件里。华尔纪念碑在1942年被拆毁，而他留在工部局文件里的抗议信，却保留下来了。
我不能肯定，他是不是穿着那种十九世纪紧紧箍着胸前的西装。那种西装一点不服帖中国人的手臂，肩膀和背脊曲线，又硬又古板，在身上箍着，使身体看上去更瘦小。
清末的中国人穿西装，很有符号性。那不合身的西装标志着这个人已与传统决裂，而且此身甘与众人违，即使被骂作假洋鬼子，也要表达自己对西方的认同。而他正是这样一个人。傅兰雅主持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到中文。委员会的传教士中有韦廉臣，林乐知，傅兰雅，丁韪良，都是当时重要的传教士，他是里面唯一的华人。圣公会在中国办了两座重要的大学，学西方科学和语言，上体育课，上海圣约翰书院和武昌文华书院，他都是主要的创办人。他不像康有为和翁同和那样对朝廷抱着某种愿望，所以有人请他去做光绪皇帝的英文老师时，他回绝了，说自己不想给学生磕头。他年轻时只肯娶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生为妻，后来，当他的儿子们长到十六岁，到了他当年离开家，去美国求学的年龄，他就将他们送往美国接受教育，期望他们成为没有旧传统阴影的中国人，有能力为国家服务。日后，承用文惠廉名字的颜惠庆，成为中国重要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参加巴黎和会的谈判。颜德庆成为中国**代铁道工程师，与詹天佑一起建造过中国的**条铁路。他收养的侄子颜福庆，是中国*早的公共医学专家，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甚至，在上海地方志的记载中，这三个男孩还是中国*早骑脚踏车的少年。他家的幻灯机，也是上海*早的一台美国产的“电光画片机”。
他在当时的社会中如此先锋，应该是个穿西装的。
可他更可能穿长袍马褂。宋耀如刚回上海时，到王家码头的教堂去拜访颜永京，宋耀如不会说中文，他们俩只能用英语。颜永京劝告他，把美国藏到心里去，学说上海话，留辫子，穿中国式的长袍马褂，在外貌上完全靠拢中国人。颜永京说，只有这样才能亲近中国人，才能在中国人中传播福音。早年各国的传教士为了亲近中国人，都穿中国先生的长袍马褂，说中文。他们也应该这样做。
其实颜永京的生活，也是那个时代在中国口岸城市的美国传教士们典型的生活。
1860年代，他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饥渴中努力翻译西书。他翻译了心理学著作，美学著作，教育学著作。“美学”这个词，就是他创造的。
1870年代，他沿长江逆流而上，直到武昌。他艰苦生活和传教。这种艰苦对他来说，不光是孩子们丢石块打破了他的头，农民们一夜间拆光了他好不容易建起的小教堂，他只能接触到吃教的人，他们的冷酷挫伤他的心，不光这些，还有他的美国同事对他的猜忌和排挤，对他信仰的怀疑。他不光被中国人驱赶，也被美国人驱赶，始终是被中国人和美国人挤在中间的孤独者。
1880年代，他努力开办新学，向中国青年传播西方现代科学和世界观。在武昌他办了文华学院，在上海他办了圣约翰书院。在上海，他从英国商人手中买来地皮盖学校，自己教授数学、自然、哲学、神学和祈祷课。从前他们翻译的西书，此时大多成了新学用的**批教科书和参考书，中国从孔子传下来的教育方式和四书五经，终于因此而走向式微。
当时，大买办也喜欢穿长袍马褂，对买办来说，它是一种身份的认证，而对基督教传教士来说，却是一种融入与引领的姿态，是在中国排除万难的基督教先驱者的标志。这么说，他会穿长袍马褂。
一架马车经过，向英国领事馆驶去。1881年英国领事馆的大草坪后面，是带有拱廊和木头百叶窗的殖民式建筑。再后面，是伦敦会的联合教堂。那里是租界的心脏。传说那个教堂的牧师在鸦片战争期间，为英国军队递送过不少情报。传教士丁韪良曾在那里发表过“以华制华”的演说，这个演说催生了中国区别于印度的租界模式，租界制度*大程度地减轻了英国管理印度殖民地造成的负担，又能保证通商和传教的便利，还保全了中国的主权。这是一次动机被人争论不休的演说。那个教堂还为欢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举行过晚会，赫德比丁韪良更同情中国的苦衷，因此，他也是个虽受尊敬但极孤独的人。颜永京能够体会这种站得太靠前的尴尬处境。这种理解已超过了殖民地居民特有的对种族的不信任，他们都是穿长袍马褂的人。
在武昌时，他的美国同事怀疑他用自己对美国的熟悉和英文能力，支持中国人反对他们。那两个美国传教士*主要的工作，就是将颜永京从武昌赶出去。*终，武昌数年恶斗的结果，美国传教士调任回国，颜永京调回上海。差会特地送颜永京去日本休养受创的身心，表示对他的安抚。但他通过这件事，已深深体会到那种身处夹缝之痛。从此以后，我想，要是他仍习惯穿长袍马褂，一样的长袍马褂，是他温暖莫名的盔甲。
这辆马车挡住了他，就像一本从徐家汇藏书楼的库房里调出的旧档案被合上了一样完全挡住了他。
1881年这一年，他代替回国养病的施约瑟主持圣约翰书院，被人称为“有地位的颜永京先生”。他是站在东方和西方交汇*前锋的中国知识分子，先是时代将他的血肉之躯放进东西夹缝里，再是他自己努力将自己深深嵌进去，将自己的孩子们也嵌进去。这夹缝在他看来却是广阔新天地，可以不计伤痛。
这一年，外滩公园已经开放了十五年，从英国来的园艺师已经在公园里培育了一个漂亮的小花园，里面种着从英国带来的各种玫瑰。英国的玫瑰种其实来自中国，中国人叫它月季。月季到英国后受人热爱，渐渐变了种，成为玫瑰。此时再返上海，被人称为英国玫瑰。
旧档案里，工部局秘书向左倾斜的笔迹里出现了他的名字：Y. K. Yen。 颜永京和其他九位华人居民和纳税人来信，抗议捕房不让他们中的几个人进入花园，并询问有关中国人进入花园的章程。
董事会的答复是，由于花园地方有限，所以显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进园的，但捕房已授权让所有正派的，穿戴体面的华人入园。总董说，他得知侨民一般都反对华人入园的情况后，已命彭福尔德先生不要更改捕房以前的有关不允许华人入园的有关规定。
接着与会者就有关该花园当时移交给工部局的条件进行了讨论，决定要弄清楚从法律上讲，华人是否能要求入园，同时大家一致同意写信给颜永京等人说，工部局不承认华人有使用该花园的任何权利。